论日常语言中的“用”─并论哲学的“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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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有用”和“无用”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把握相当透彻。这不是夸张。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所提到的例子。被庄子讥之为“以坚白鸣”的惠施，其所说的“无用”是具有确定性的常识意义上的“无用”，这种“无用”及其与之相应的“有用”是人们的日常意识。按照这种日常意识，“有用”就是“有用”，“无用”就是“无用”。人们看不到“有用”中的“无用”和“无用”中的“有用”。但是，庄子超出了这种日常意识的限制，他在存在物的关系中发现了“无用之用”，发现了看似“无用”的东西和事物也“有用”，而“有用”的东西和事物则依赖于“无用”的东西和事物。庄子《知北游》中有一个说法：“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4这个说法，照成玄英的疏解是：大司马“所以至老而长得其捶钩之用者，假赖于不用心视察它物故也。夫假不用为用，尚得终年，况乎体道圣人，无用无不用，故能成大用，万物资禀，不亦宜乎？”可以这样说，凭借无用的东西，就可以成就有用；而无所不用的东西如“道”，则万物皆所凭借。这正合庄子“无用之用”的旨趣。一般认为，只有“实”的东西才有利、有用，而“虚”的东西就没有利、没有用。但是，老子指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强调不仅有实有体的“充实”有利有用，而且无实无体的“虚空”也有利有用。庄子多次用“树木”之“有材”和“无材”谈论“有用”之“无用”和“无用”之“有用”。对于需要木材和加工木材的木匠来说，质地良好和合乎绳墨的树木才算“有用”，否则不管它多么巨大，它也是无用之树（“散木”）。但是，对于树木自身来说，“无材便是德”，“无材”对自己是最有用的（“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正是由于“无材”，自己才能够不被砍伐而丧失其生命。而那些“有用”之树林，“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5据此，对人有用途的“有用”之材，对树木自身来说则无用，不惟无用反而还会为自己招致祸害。庄子得出结论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6为某一时空所限，人们就容易认为这一个时空之下的“有用”在其它时空之下也“有用”。为个人需要所限，人们就容易相信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别人也是有用。但是，庄子发现同一事物因其时空不同，因其不同存在者的需要不同，“有用”会转变为“无用”，“无用”也会转变为“有用”。对宋人非常有用的“章甫”，对于“断发文身”的越人来说则“无所用之”。在《齐物论》中，庄子通过对人类与其它生物不同需要所作的比较，实际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之下的“正处”、“正味”和“正色”，这同时也说明，对人类非常“有用”的东西，对其它的存在者来说可能就“无用”；对其它存在者“有用”的东西，对于人类可能就“无用”。7因其自身的眼界和理解力不同，同一类事物和东西，在不同的人手中，不仅会有“无用”和“有用”之别，而且也会有“小用”和“大用”之异。根据庄子所举的例子，宋人保持手不被冻裂的药方，世世代代只是用来漂洗棉絮，但到了吴人手中，它则成了取得战争胜利和获得封地的最有效武器。对惠施来说，他所拥有的大葫芦和大树都一无所用，但对于庄子来说，它们都极其有用，只是惠子“拙于用大”。庄子教导惠施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所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8让我们总结一下，庄子深刻地领悟到了“有用”和“无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庄子并不认为只有“无用”的东西和事物才“有用”，而“有用”的东西和事物就“无用”；他也不是只注重普通所说的“无用”而轻视普通所说的“有用”。庄子识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人们在“有用”和“无用”关系上的固定性意识，他不把“无用”和“有用”看成是确定的不变之物，他在“无用”中发现了“有用”，发现了“无用之用”和“无用之大用”；他在“有用”之中不仅看到了“无用”，而且还看到了“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