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春秋网 摘要：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关键词：达，任放，阮籍，竹林名士，魏晋士风
一、魏晋名士以任放为达
《世说新语・德行》“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刘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
宏达不羁，不拘礼俗。
“宏达不羁”，《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作“旷达不羁”[1]（P604）。《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条刘注引王隐《晋书》，则称阮籍“达而无检”。史载阮籍之“达”，主要表现为“恣情任性”[2](P727)、“倜傥放荡”[1](P604)、“嗜酒荒放”[2]（P24），“傲然独得，任性不羁”[3](P1359),一言以蔽之，即“不拘礼教”，特别是在居丧、男女交往以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违礼败俗行为，此类事例甚夥，人所熟知，不待详引。《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澄）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刘注引邓粲《晋纪》：
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尽管后世对王澄“解z脱衣上树、裸形扪鹊”之类行为颇为不齿[3]（P1246），甚至视之为“无赖妄人、风狂乞相”[2]（P771），但《晋书》本传却称王澄“夙有盛名”，“士庶莫不倾慕之”，甚至有天下第一名士之誉。对于他的放荡违礼之行，如上所引，当时人称之为“达”。又《世说新语・容止》“林公道王长史”条刘注引《语林》：
王（鳎┲僮嬗泻靡切危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王髟蛭东晋第一流名士，《晋书》本传称他“有风流美誉”，也记载了他直呼父字（父讷字文开）之事，又称其因“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对于当时士人，无论直呼父字，还是亲自入市与屑小交往，均为礼俗所不容，但当时人亦称其放荡违礼之行为“达”。总之，对于魏晋名士如阮籍、王澄、王鞯热说姆诺床痪小⑽ダ癜芩字行，当时人率名之以“达”。
又《世说新语・德行》：
王平子、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
可知名士们对于自己的任放败俗之行，亦自视为“达”。两晋之际与胡毋辅之“俱为放达”且交往密切的，还有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等人，他们时常聚会，“闭室酣饮”，通霄达旦，“散发裸裎”，被“时人号称八达”[3]（P1385），而以胡毋辅之为“达伯”[3]（P1382）。辅之的儿子谦之亦厕身其中，他在酒醉之后常常直“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3]（P1380）。诸如此类事迹俱见《晋书》上述各人本传，兹不赘举。
二、阮籍不许子侄作达
对于两晋名士“以任放为达”，论者往往溯源于魏晋之际的阮籍。上揭《世说新语》德行篇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世说新语》专载士人放达言行的“任诞”“简傲”二篇，前者以竹林七贤“肆意酣畅”开篇，阮籍固列于七贤之首，而第二条也是叙述阮籍居丧饮酒食肉事。“简傲”篇亦以阮籍在司马昭庄严的宴会上“箕踞啸歌”开篇。《文选》卷25刘琨《答卢谌诗序》，琨自称“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籍）之放旷”。可知晋人以及时代稍后的刘宋前期的《世说新语》作者，均将阮籍视为魏晋“放达”士风的始作俑者。
按陈留阮氏一族，在魏晋之际下至东晋，人物辈出，所以陈郡谢氏兴起之初，尚被阮氏视之为“新出门户”[2]（P773）。《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引《竹林七贤论》，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可知陈留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门，已在魏晋之际由儒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长清谈，行事放达，性情弘旷清虚，其事迹备见《晋书・阮籍传》所附诸传，亦多见载于《世说新语》，兹摘引《世说新语・赏誉》一条：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浑，器量弘旷。[刘注：《世语》曰：“……（浑）清虚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籍兄子阮）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刘注：《名士传》：“……（瞻）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中兴书》曰：“（瞻弟）孚风韵竦诞，少有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凡此诸子，唯瞻为冠。
《中兴书》称“风韵竦诞”、“蓬发饮酒”的阮孚，“少有门风” ，可知“放达”业已成为阮氏一族的门风。《世说新语・任诞》：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浑即阮籍子，此条《晋书》本传作：“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仲容即阮咸，《晋书》本传称咸“任达不拘”、“耽酒浮虚”、“纵情越礼”，他“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又称：
（咸）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
可知阮氏后辈自幼为门风所染，特别是受到阮籍的影响，“莫不以放达为行”。但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许他们“作达”、“慕通达”，何以如此？上引《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
《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G，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据戴逵（《竹林七贤论》作者）推测：阮籍不许其子侄“作达”，其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为达”；其二是阮浑、阮简等“作达”，“徒利其纵恣而已”。那么，阮籍“之所以为达”，原因何在？如果“作达”不仅仅在于贪图纵恣享乐，那么又是为了什么？这里涉及到阮籍和他的子侄对达的理解，也涉及到魏晋时代的人们对达的理解。
徵诸史料，以放荡不拘为达，并以这种放达士风滥觞于阮籍，似乎并非无据，但对这些史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知阮籍所表现出来的达，特别是阮籍心目中的达，也许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恣情任性，违礼败俗。在阮籍看来，达虽然也表现为违礼败俗，但违礼败俗却绝非“达”的本质特征。史实还表明，魏晋时期“达”的含义、表现及对达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对这些问题，前辈时贤均有论及，积累了大量成果，特别是鲁迅先生对阮籍嗜酒荒放行为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4]（P192-196），冯友兰先生从哲学上对达的界说――玄学家通过名理方法所达到的一种玄远、混沌的精神境界[5]（P107），对我们认识达的内涵极具启示意义，下文即在前人基础上，对达的内涵及其变化，略作进一步的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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