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春秋 注釋：
[1] 在朱元璋苦心積慮制定的【祖訓】中包含了很多這樣的內容，例如：『今我朝罷丞相……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設立丞相』，一舉廢除宰相制，剷除了歷代奸臣層出不窮的制度性土壤（【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凡皇后，止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確立了母后不干政的原則（【皇明祖訓・內令】）；『凡外戚，不許掌國政，止許以禮待之，不可失親親之道』，限制了外戚染指權力的可能性（祖訓錄・箴戒）；『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隱含了嚴格的立嫡原則，決定了預養宗室、元子封王等權宜做法是行不通的（【皇明祖訓・法律】）。這些規定對明王朝的政治構架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2]就筆者所見，研究明代監國者有朱鴻【明永樂朝皇太子首度監國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12，民73―6。
[3]有關西周監國制度的探討很多，可參見：耿鐵華【西周監國制度考】，【研究生論文選集（中國歷史分冊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劉運興【三監考】，【人文雜誌】，1985年第6期；任偉【從『應監』諸器銘文看西周的監國制度】，【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5期。
[4]王十朋【除太子詹事上殿札子三首】，【梅溪集奏議】卷3，四庫全書本。
[5]楊萬里【上皇太子書】，【誠齋集】卷62，四庫全書本。
[6]朱元璋【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冊文】，錢伯城等主編【全明文（第一冊）】，卷18頁3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如高啟【封建親王賀東宮箋】云：『監國撫軍，久系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頒同姓之封。』見程敏政【明文衡】卷5，四庫全書本。
[8]北魏曾經以太子監國來推動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也表現出一種定製的形式，這與明代制度的背景是有所不同的。北魏有兩次太子監國，第一次是明元帝以太子燾監國，促進了北魏繼承制度由兄終弟及向父子相承的轉變，第二次是太子燾即位爲太武帝，他根據先例，以太子晃監國，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與監國之間的權力之爭不可避免，釀成『正平事變』。參見李憑【北魏明元帝以太子燾監國考】，【文史】第38輯；李憑【北魏平城時代】，第二章『太子監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正平事變』的發生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傳統臣僚們對監國制度負面效應的擔心。
[9]【明史】卷115頁3549；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卷一，台灣國風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
[10]何崇祖【廬江郡何氏家記】，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11]如【明史】卷127頁3770『李善長』傳云：『帝幸汴梁，善長留守，一切聽便宜行事』；卷128頁3780『劉基』傳云：『帝幸汴梁，基與左丞相善長居守』。不過，【劉基傳】在記載劉基與李善長居守後有一段文字恰恰表明了東宮問政的事實：『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綱紀。令御史彈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12]【明史】卷115頁3548。
[13]焦f【獻征錄】，卷83頁4，上海書店影印本。
[14]【獻征錄】卷22頁57。
[15]黃瑜【雙槐歲鈔】，卷2，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
[16]【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條、洪武六年九月乙卯條、洪武十年六月丙寅條、洪武十年十二月丙午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
[17]烏斯道【春草齋集（文集）】，卷2頁5-6，四庫全書本。
[18]【明史】卷115頁3550。
[19]【逆臣錄】卷1頁1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逆臣錄】雖然在整體上來說是捏造藍玉等人的謀反罪名，但在某些細節上還是具有真實性的。本文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利用此書。
[20]【全明文（一）】卷27頁548。
[21]【遜志齋集】卷24頁31，四庫全書本。
[22]【明史】卷4頁59。
[23]【逆臣錄】卷1頁14，喜奴供詞。
[24]【逆臣錄】卷5頁261－262，姜m供詞和汪禮供詞。
[25]【逆臣錄】卷1頁2，藍太平供詞。
[26]【逆臣錄】卷5頁265，周南供詞和張m供詞。
[27]【逆臣錄】卷5頁287，艾春供詞。
[28]【逆臣錄】卷5頁287，王恆供詞。
[29]【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卷之一上』。
[30]【宣宗實錄】洪熙元年六月上，『卷之一』。
[31]【太宗實錄】永樂七年二月甲戌朔條、永樂十一年二月甲子條、永樂十五年三月丁亥朔條、永樂二十年春三月丁丑條、永樂二十一年秋七月辛丑條和永樂二十二年夏四月戊寅、乙卯、丙辰、丁卯、己巳諸條。
[3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26頁390，中華書局，1977年。【太宗實錄】永樂七年正月丙子條詳列『留守事宜』，可供參考。
[33]【明史】卷118頁3617、3620。
[34]【太宗實錄】永樂十五年三月丁亥朔條。
[35]【明史紀事本末】卷26。
[36]【太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壬午條。
[37]【明史】卷118頁3620。
[38]【梧岡集】卷1，四庫全書本。
[39]【梧岡集】卷10。
[40]【太宗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庚子條。
[41]如沈德符將永樂初趙王留守北京事稱作『趙王監國』，見【萬曆野獲編】卷4頁107，中華書局，1959年。正德年間，武宗南征，楊廷和上【論居守疏】，將明初皇太子監國、皇長孫留守和藩王居守混而稱之。楊文收入【明經世文編】卷121，中華書局，1987年。
[42]【明史紀事本末】卷26頁398。
[43]【宣宗實錄】洪熙元年六月上，『卷之一』。
[44]萬表【皇明經濟文錄】，卷2頁12-13，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本。楊士奇親歷仁宣承繼，所言當確。召宣宗北上敕即是楊士奇所撰，見【明史】卷148頁4134。【宣宗實錄】卷一、【明史】卷149頁4153均言夏原吉捧遺詔往迎宣宗，似誤。又【明史】卷119頁3626云：『仁宗崩，皇后命（鄭王瞻）與襄王監國，以待宣宗。』
[45]【宣宗實錄】宣德元年八月庚午條。
[46]【宣宗實錄】宣德元年八月己巳條。
[47]【宣宗實錄】宣德三年八月癸卯條。
[48]【宣宗實錄】宣德三年八月甲辰條。
[49]【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秋七月癸巳條。
[50]【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丑條。
[51]劉定之【否泰錄】，收入鄧士輯【國朝典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52]佚名【世宗實錄】二，見【國朝典故】卷36頁710。
[53]佚名【世宗實錄】二，見【國朝典故】卷36頁712；談遷【國榷】，卷57頁3579，中華書局，1958年。
[54]【明史】卷17頁230，卷120頁3646-3647，卷209頁5516。
[55]佚名【世宗實錄】二，見【國朝典故】卷36頁713；又見【明史】卷200頁5301。
[56]于慎行【讀史漫錄】，卷9頁324，齊魯書社，1996年。于慎行論道：『今人主臨御日，諱言儲貳，自古然矣。』這是針對萬曆年間國本之爭而發的。于氏從君主忌諱太子分權這個角度來評論國本之爭，表明當時人們的觀念對傳統的回歸。
[57]【明史】卷24頁334；黃雲眉【明史考證】，頁253-254、1057，中華書局，1979年，1984年。
[58]明朝皇位繼承之際有三次牽涉到襄王，這與襄王的特殊經歷、身份有關，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明朝皇位繼承觀念的特別之處。宣宗駕崩時，太子年幼，『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明史】卷113頁3512-3513）。土木之變時，『英宗北狩，諸王中，瞻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明史】卷119頁3629）奪門之變中，石亨等人『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敕符迎襄世子』（佚名【石亨傳】，【獻征錄】卷10頁22）；亦有一說爲迎立襄王。李贄【續藏書】云：石亨等『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於）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立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中華書局，1959年，卷15頁310）孟森【明清史講義】頁150云：『及帝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爲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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