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际汉学研究 吉川幸次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的新的见解。建安文学不是他一生用力最多的部分，但他也写了不少论著。主要论著有《三国志实录 曹氏父子传》、《三国志实录 曹植兄弟》、《三国志实录跋》、《伊藤正文〈曹植〉跋》等。前两部论著采用了非常有趣的写法，将《三国志》的内容与《三国演义》、曹氏父子的诗歌结合，既像评传，又与评传不同。
三曹中最有文学成就的是曹植。曹植的诗歌也具有着情感强烈深沉的特色。不过吉川特别关注的是曹植的友情诗。
他（曹植）的诗赞美了深厚的友情，划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在他之前的时代，即《诗经》与汉代，相传如此热烈的友情诗歌有汉代苏武与李陵的赠答，但他们的作品只被看成是不确定的资料。友情是他以后中国诗的最重要主题，友情占有的地位与男女爱情在西洋诗中的地位几乎相同。友情诗的最初燃火者是曹植。换言之，友情、人生价值的发现者是曹植。
曹植诗歌的一个特征是“把激烈的情感奉献给友情，并使之燃烧”，《野田黄雀行》是以象征手法讴歌了友情，《送应氏二首·其二》则具体地表现了友情：“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吉川指出了曹植此诗最重要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吉川称曹植是最初以诗歌赞美友情的诗人，称他是人生友情价值的发现者，这不免带有夸张的意味。《诗经》中没有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但确有一些诗歌从正面或反面写到友情和友情的价值。《鹿鸣》：“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朱熹释曰：“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故以伐木之丁嘤而言鸟之求友，遂以鸟之求友喻人之不可无友也。人能笃朋友之好，则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矣。”又《南有嘉鱼》：“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朱熹释曰：“张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饮喜乐，多受福祉，盖以其归，自镐而行永久也。是以饮酒进馔于朋友而孝友之，张仲在焉，言其所与宴者之贤所以贤，吉甫而善是燕也。”诗歌本身和朱熹的解释，都积极地认识和肯定了友情的价值。《诗经》对友情的肯定有一定限制，友情不可深于兄弟之情。如果友情深于兄弟之情，那将有悖于人伦，《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朱熹释曰：“患难之时，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宁之后，乃有视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朱熹的解释不是宋人勉强附加给《诗经》的，《诗经》表现了友情的价值和价值定位。《礼记》等儒家经典文献也有不少关于友情的论述，甚至规定了与朋友相处的详细规则，要求将友情置于人际关系中的适当位置。如果认为曹植是人生友情价值的发现者，显然有些不适合。《诗经》有关友情的作品，还不能称之为友情诗。因为《诗经》的作品不是像曹植的《送应氏二首》那样以友情为主题。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之前有无友情主题的诗歌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载：“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诗初载《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仲敬所引。此诗还载于《古诗纪前集》卷九。此诗所讲的是先秦的友情之道，“齐侯欲使敬仲为卿，辞以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见得当时朋友之清议尚在。故管仲前来请齐侯救邢，亦援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如上文畏此朋友之义。此见得当时犹知简书、朋友之可畏。又见得古诗之意，犹有存者。”这里所说的友情与曹植诗中的友情价值有所不同，另外不知陈仲敬引的是否为此诗的全文。如果只是一首诗的部分，那就难以判断此诗是否为友情主题。进入汉代之后，《后汉书·梁鸿传》记载了一首梁鸿的《思友诗》（《思高恢》）：“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梁鸿是后汉人，《梁鸿传》载：“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梁鸿的此诗无疑是以友情为主题的，从诗题与内容来看，此诗当是梁鸿与高恢分手之后思念的诗，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可以称得上是友情诗，但不是送别诗。
古代的友情诗往往又是送别诗，这可以说是古代友情诗的又一特征。当然友情诗不等于送别诗，送别诗也不一定就是友情诗，两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具备了送别诗的基本因素和特征，饯别的场面，友人将行的山川与路途，难以再聚的感伤，生命短暂的哀叹，都是送别诗最基本的因素。诗题《送应氏二首》的“送”字既表示送别应氏，也是送诗给应氏。诗中的应氏即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应玚和兄弟应璩。明·张溥云：“刘良云：送璩、玚兄弟，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被烧，故多言荒芜之事。”兵荒马乱，洛阳被焚，曹植感伤与应氏兄弟一别，难于再次相会。这是最为典型的送别诗和友情诗。曹植的时代还有其他的送别诗，这些送别诗主要是由建安七子创作的。王粲《赠蔡子笃诗》写的也是送别诗，蔡子笃名睦，王粲与蔡睦一同避难荆州，蔡睦归还时，王粲作诗送别。阮瑀《杂诗二首·其二》：“我行自凛秋，季冬乃来归。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辉。念当复离别，涉路险且夷。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此诗不是送别诗，但也有着送别诗的意味。诗人想到复又离别，泪下沾衣，也是与离别相联系的友情诗。
吉川认为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开创了友情诗的先河，这一说法正确与否不论，至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友情题材、友情主题的诗歌是何时开始的？顺着吉川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提出问题。如果说友情诗或送别诗较为普遍地出现是在曹植的时代，使友情诗或送别诗突现到文学史的表层上，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代？简而言之：第一，三国时期战乱的社会，造成了亲人友朋的离别，使这一类题材的诗歌凸显出来。第二，文类的转换也是这一类诗歌题材形成的主要原因。秦汉之际和前后汉的交替时期，占据文坛主流的是赋，而不是诗歌。三国时期恰恰是文人大量创作诗歌的时期，战乱的时代与文人创作的重叠，把友情诗或送别诗推上了文学史。第三，在曹魏集团中出现友情诗或送别诗的题材，与曹操广罗天下人才相关。曹操具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竭力招集贤才，以为这是成就霸业的必备条件。在这种意识的积极推动下，友情也提升到了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的主导意识，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友情诗。曹植除了《送应氏二首》之外，还有《离友诗·其一》：“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其辞曰：王旅游兮背故乡，彼君子兮笃人纲。媵余行兮归朔方，驰原隰兮寻旧疆。车载奔兮马繁骧，涉浮济兮泛轻航。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这也是离别诗，离别诗与送别诗都是写友情，只是创作的角度不同。此诗是夏侯威送曹植远行，而不是曹植送友人离开。嵇康作有《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写的也是离别，表现了友人之间相互提携，以求大业。英雄豪气与友人的相聚情感，在曹操的倡导下形成，这就为友情诗或送别诗提供了情感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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