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內在主義『語用』觀簡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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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介紹喬姆斯基語言哲學理論關注的三個古典問題，並概括了他的『語言』觀、『語法』觀和『語用』觀。喬氏的『語用』觀可以看作一種關於語言使用的內在主義理論，它和喬氏的內在主義的『語言』觀和『語法』觀一脈相承。語用內在論和普通語用學的語用外在論在『語言』的內涵、『語境』的所指以及『意義』的描述等方面都有不同。

　　本文為浙江省教育廳立項項目『漢語「被」字句的雙子句性質和原則與參與模型』(項目編號：20060124)和浙江財經學院重大課題『共性與個性：來自英漢被動式形式化對比研究的證據』(項目編號：2006YJZ20)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試圖對喬姆斯基的『語用』概念作一準確定性，並分析喬氏的『語用』觀和我們所說的『語用學』中的『語用』在概念上的差別或相關性。
　　
　　一、『語用』的一般意義
　　『語用』自然是指『語言的使用』，對語言使用情況的研究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語用學』，語用學構成現代語言學的一大分支。萊文森為通常意義上的『語用學』列舉了十個左右的不同的定義，從中可以看出『意義』和『語境』是語用研究的兩個最核心的概念，語用學研究語言如何在語境中獲得意義。
　　這裡的『語言』可以理解為索緒爾所說的『言語』或者是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行為』，是抽象的『社會語言規則』或『語言能力』具體應用的結果，是可以感知的語言產品，是作為一種集體或個體存在的語言抽象物的具體表現。這種外在或內在的語言抽象規則的具體應用被索緒爾和喬姆斯基認為是變化無常、難以預測的，應當從語言研究中排除出去，而這恰好就給我們通常意義上的語用學留下了用武之地。通常意義上的語用學所研究的『語言』，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奧斯汀所說的『言內行為』的行為過程本身或由其導致的直接結果，即『話語』。話語就是某一個或某一些發生於一定語境中的、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表達式；這裡的『意義』我們又應該限定為我們通常所說的『句子意義』、『字面意義』或格賴斯所說的『自然意義』。攜帶自然意義的語言表達式出現於一定的語境中，動態傳遞超乎表達式之上的『話語意義』、『會話含意』或格賴斯所謂的『非自然意義』，話語者藉助於話語使自己的交際意圖得以傳遞和識別，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語用』的本質。
　　
　　二、內在主義的『語言』觀和語言理論
　　『語用』、『語用研究』的說法在喬姆斯基的語言哲學論述中也時有出現。但是，由於喬氏對『語言』所持的自然主義或內在主義觀點，『語言的使用』也被賦予了一種特別的內涵。要了解喬氏的『語用』觀，我們必須對他的內在主義的『語言』觀作一刻畫。
　　對喬姆斯基而言，『語言』首先是『I-語言』，即個體的、內在的、內涵性語言。語言是個體的，因為語言知識、語言能力是每一個人的語言知識和語言能力。語言是內在的，因為語言知識或語言能力是每一個人心智狀態的構成部分；喬姆斯基依據普利斯特雷將『心智』看作人的大腦這一有機結構整體才具有的屬性，這些屬性人們目前還知之甚少。語言是內涵性的，因為一個人一生的語言行為不是、也不可能是通過掌握、記憶某種語言中的數量無限的句子來完成的；根據喬姆斯基，語言好比是一個數學中的函數式，一個人的語言可以『生成』一個開放的、他所說的那種特定語言中的句子的集合。這個具有生成屬性的或曰能產的語言『函數』就是喬姆斯基所指的語言知識或語言能力。
　　用數學中『函數』的概念只能從形式上或功能上說明什麼是『語言知識』。『語言知識』的本質是什麼，這構成語言哲學中的『洪堡特問題』。按喬姆斯基的設想，一個人的語言知識就是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所提到的人腦中的『結構觀念』，這種觀念性的結構具有『離散無限性』，語言結構的離散無限性和人類思維及想象的廣袤無邊相吻合。語言結構的離散無限性表現為抽象的自然數序列形式。沒有哪個孩子需要被告知只有三個詞的句子或四個詞的句子，而沒有三個半詞的句子；而且即使是對孩子來說，也總有可能去構建一個更為複雜的、具有明確意義和形式的句子；這樣的知識，用休謨的話來說，只能是由『自然的慧手』賦予人類，是人類的一種生物屬性；這種經過漫長的物種進化、可能因基因變異而『突然顯現』的生物屬性可以說是人類演化史上剛剛才取得的一個成果(最近喬姆斯基[7]指出，這種並非通過漸進的自然選擇方式獲得的進化成果發生在大約五萬年前)。
　　具體說來，語言知識就是人腦中的語言器官所呈現或達到的、作為心智的一部分的狀態。人的語言器官和人的視覺系統、免疫系統、循環系統等其他機體結構都具有相同的生物學意義，它們各有特徵又相互聯繫，是構成一個統一整體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定狀態下的語言器官就是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官能』。語言官能是『生長』的：一個人的語言器官在其出生時有一個遺傳而得的『初始狀態』，初始狀態如果不是遇到什麼『極度惡劣的環境』(如語言器官意外受傷或『關鍵期』內與語言社會隔絕等)，便會在一定的語言經驗的刺激和影響下，按照一個內在既定的『設計程序』不斷改變，並最終達到一個成熟穩定的狀態。語言的生長當然需要外部語言經驗的刺激，但是這種被稱作『基本語言輸入』(PLD)的語言經驗在數量上相當匱乏，在質量上也遠遠不是完美無缺；這種語料刺激的貧乏有限和語言知識的豐富複雜之間的矛盾，即『語言習得的邏輯問題』又稱『柏拉圖問題』，是無法從生長說以外的角度來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釋的。更何況，用喬姆斯基的話來說，語言的習得只是『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並非孩子有意而為的事情。不同的語言習得者他們的語言官能狀態從初始到成熟變化的時間段大致相同，其中所出現的差別和變異也表現出一定的合乎原則的可控制性。
　　人類語言官能的初始狀態表現為一種共同的基因表達式。這種基因表達式所表現出的屬性喬姆斯基認為，它和作用於初始狀態的語言經驗過程一樣，都可以在生成語言學中得到研究。20世紀80年代，喬姆斯基通過對前期轉換生成語法體系的改進，提出了『原則與參數』理論。該理論從前期理論為描寫不同語法結構而設立的數量龐大且應用複雜的規則系統中成功地抽象出了為數相當有限的原則，這些原則在經過眾多類型各異的語言檢驗後被視作人類所有語言的共性(『普遍語法』)，普遍語法構成了人類語言官能的初始狀態。喬姆斯基同時還認為，初始狀態所表現出的原則屬性相當於一個基因網絡，這個網絡同時和一個『參數裝置』聯結在一起。參數裝置中包括一些取值非此即彼的選項，對不同參數項的不同的取值便解釋了不同語言各自的個性或語際之別；如是VO還是OV語序、主語是否脫落等均可以按相關參數的正負取值來加以解釋。參數值的選擇和確定可以通過十分簡單和有限的語言輸入便能實現。
　　原則與參數理論既回答了『什麼是語言知識』、『語言知識如何習得』的經典問題，也解決了語言理論即語法所一直面臨的『描寫充分性』與『解釋充分性』之間的張力問題。語法追求描寫充分性勢必會不斷增加自身規則系統的複雜程度和種類，而其追求解釋充分性則需要將語言中各式各樣的結構之間的差異僅看作是表面層次上的差異，並在更深層面上找到人類總體上不變的語言結構模式；描寫充分性要求語法具有充分的包容性，而解釋充分性要求語法具有充分的限制性，這便構成了一對矛盾。普遍語法符合了解釋充分性要求，它表明各種各樣的具體的語言實際上都是相同的、表現為一定原則的語言官能初始狀態在語言經驗所設界限內的不同形式的實現，而在普遍語法基礎上構建的、關於某一具體語言的『個別語法』便可以同時滿足解釋充分性和描寫充分性條件。個別語法是關於個體語言官能從初始狀態發展而來的穩定狀態的語言理論，是對某個語言使用者生長了的語言知識的寫照。
　　隨着原則與參數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喬姆斯基根據伽利略『自然是完美』的思想認為，假如把語言機制看作是某個超級設計師設計出來的裝置，那麼這個裝置必然完全符合某些設計要求，並因此表現得相當完美。具體說來，喬姆斯基在『最簡方案』的框架之下，根據語言表達式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體這一最為明白的事實，把內嵌於心智/大腦廣泛的結構背景之中的語言官能看作和兩個外在的、與之銜接的語言行為系統發生相互作用，這兩個語言行為系統即感覺運動系統、概念意向系統，它們分別接受語言計算系統的輸出結果語音式(PF)和邏輯式(LF)。語音式和邏輯式是語言官能為其兩個外在鄰接系統提供的工作『指令』，它們必須能夠被這兩個行為系統所『識讀』才能被接受並得到處理；換言之，語音式中不能出現和語音無關的特徵，邏輯式中不能包含和語義無關的特徵，否則，語言計算的結果就會無效。『可識讀性條件』也是語言外在行為系統對語言官能施加的『接口條件』，這樣的條件就是上面所說的、語言官能所應滿足的設計規範。
　　完美的語言設計還應該體現經濟簡約的思想；作為一個計算系統，它還要遵循經濟原則和計算有效性原則。據此，喬姆斯基又對之前的原則與參數理論模式作了更進一步的簡化，去除了完全是為了理論表述的方便才設立的一些理論構件，只保留那些概念上不能或缺的理論要素，如PF和LF界面及運算不可缺少的基礎即詞庫等。同時，『最簡方案』簡化了特徵運算的內容和過程，計算過程中並不增加可能會導致已經生成的結構體內部結構發生變異的新特徵；計算是循環式、分層階進行的；所有的句法操作都以滿足接口條件為依據。這樣，即使作為計算結果的表達式中有看起來並不符合語言設計規範的『不完美表現』也可以得到合乎原則的解釋。
　　
　　三、最簡方案中的內在『語用』觀
　　在了解了喬姆斯基內在主義的『語言』觀及其『最簡方案』的基本理念之後，我們下面便可以對生成語言學中『語用』的概念作一限定。語言知識是如何被使用的，其實也正是喬姆斯基想要回答的第三個古典問題：笛卡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