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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随喜
薛仁明
论语里头，最具争议者，一是孔子自己，另一，大概就是管仲吧！
孔子立身行事，取其大体，不斤斤于细琐，言道，“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正因如此，在紧要关头，他总遭质疑，老被误会；尤其那有话就说不平则鸣的子路，常辨不清这太大又太高的老师胸中究竟是何丘壑，因此，不时要恼火，不时就高声相抗。呵，好热闹！至于管仲，争议更大。孔子就曾批评管仲不知礼，说他“器小哉”；于是，不仅直肠子的子路看他不惯，即便满腹韬略如子贡，也怀疑管仲的操守，认为他不能尽忠，未能守节，“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结果，在一片骂声中，孔子反倒勒马回身，高分贝为管仲辩护，“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先批评，后辩护；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管仲争议再大，瑕疵再多，在孔子看来，皆瑕不掩瑜，都依然功勋盖世。管仲之了不起，不只是因“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更关键，更让孔子一念耿耿的，是后头那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
“大汉沙文主义”？！
非也。“被发左衽”，外表看，是习俗之差异；但对孔子而言，却是文明之判划。习俗事小，文明事大；习俗可有出入，文明不能含糊。孔子平日随和，凡事“无可无不可”，但在大关节处，却是无有苟且，毫不马虎。譬如，他说“正名”；譬如，他说文明与无明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无关乎种族，无关乎地域，关键只有一个：文明。但凡文明者，就是“华”；非文明者，便是“夷”。孔子说，“礼失求诸野”；住中原者，未必是“华”；若礼崩乐坏，无明充斥，那么，即使住在中原，即使今日我们所谓之“汉人”，也依然不折不扣，就是个“夷”。
“华夷之辨”，就是判划文明。就习俗而言，时空有异，各各不同，固不应厚此薄彼，亦不该妄自尊大。但是，尽管如此，风俗却仍有良莠之别，不可率然用一句“皆有其价值”就含糊带过。虽各各有异，却有高有下；有良风美俗，亦有陋风鄙俗，其中优劣，仍需明辨。
孔子耿耿于“华夷之辨”，要的，就是这个明辨。辨得清，说得明，则世界清平，乾坤朗朗；若辨不清，说不明，那么，天地闭，贤人隐。台湾这十几年来，充斥郁闷虚无之气，正因善恶颠倒，是非不明。人人竞言“多元”，偏执于相对，却昧于绝对，结果，人心惶惑，价值错乱。世间之事，有其相对，亦有其绝对；若执此失彼，那是昧于大道，不知文明为何物。不管是人品，抑或器物，文明与否，皆有其判准；程度高低，也位阶历然。
譬如，人身。韶关南华寺有六祖惠能真身，广州六榕寺则有同样之塑像，你若得亲见，便能知晓，何谓高人，何谓得道者；同样不识字，惠能的内蕴，就是迥异于一般匹夫匹妇；因为，那是修炼来的文明之身。譬如，庭园。曾看过无锡寄畅园者，自当明白，现代富豪不管耗资多少，会所又多么尊荣，都极难再见那种疏朗气象。寄畅园，是中国文明之下庭园特有的疏朗阔达，是因文化底蕴而成；而今，富豪会所，多竞奢斗靡，一片无明，那是神州大地百年来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又譬如，瓷器。宋代汝窑的瓷器，与今日陶瓷艺品，两者并陈，高下立可判然。现代陶瓷，技术尽可高超，多表现，多夸大，但再怎么眼花缭乱，就是烧不出汝窑的那种温润静气。汝窑的瓷器，关键不在技术，而在宋人之情性；今日文明崩解，情已乱，性已迷，我们又何处寻觅那种内蕴的温润静气？再譬如，衣裳。今人衣裳，已遭西方统一；两岸之中国人，都匍匐在西方帝国主义之下，成了一个没有自家衣冠之民族。不管是“正式”服装，抑或寻常衣饰，尤其女性，较诸传统汉服或是日本和服，都既窄隘，又夸张，丝毫无有东方女性之温婉蕴藉，也谈不上任何文明之美。近年来，流行服装日益粗恶；大家衣裳越来越多，穿着却日显无明。要不，垫肩挺胸；要不，衣不蔽体；要不，平庸到毫无美感；不然，就剩下标新立异了。
论标新立异，全球首推Lady GaGa。上回来台，来前走后，尽成旋风，霎时席卷全岛。连马英九都感叹，新闻版面已尽为所占。于是，报纸中，尽是GaGa的光怪陆离；电视上，遍是GaGa的奇装异服。年轻人学她标新立异，甚至穿起她最惊世骇俗的新鲜牛肉装，搔首弄姿，也尽成时髦。
台湾媒体，向来自诩“多元”，但这回的“GaGa热”，却几乎成了一言堂。除了推波助澜的喧哗之音外，严正的质疑批评，几无可闻。老实说，GaGa事小，文明溃决事大；一个戏子的搔首弄姿不足为道，但一群文化人的媚俗堕落却兹事体大。岛上沦丧至此，我不禁感慨，也想起了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我可以想像，也能体会，岛内其实仍有多少耿介之士，有话要说，如鲠在喉，却因媒体的一面倒，苦无发声管道；他们心中，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也更能体会，当初孔子为管仲力排众议，高声喝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那时，他已想得多深，又是，看得多远！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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