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

“良知者，心之本體。”“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這是在王陽明文集《傳習錄》裡能找到的話語。近日，手頭沒離開這部影響後世頗為深遠的大書，在字裡行間，領悟著王陽明極具啟迪意義的灼見，尤其對他的“致良知”思想印象頗深。

王陽明，明朝中葉的思想大家，開啟後世思想啟蒙運動的陽明學派之創始人。作為一代宗師，他建立了一套龐大而完整的思想學說體系，而這一體系又主要表現為繼承和開拓儒學傳統的教育學說，旨在弘揚儒家德治傳統，通過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革新，拯救明王朝政治與道德危機，“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他的教育學說具有強烈的時代革新意義和對程朱理學教育流弊的批判精神，足足影響了好幾代人。而其中的“致良知”思想，更是被後人所不斷傳承光大。

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有其產生的深刻根源。據其弟子王畿《刻陽明先生年譜序》中記載，“自幼即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範例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從這裡可以看出，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與明代的佛、老文化及儒家學術有密切關係。一方面他在文化觀上受到佛、老文化精神，尤其是哲學層面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又對佛、老文化的一些危害性也較之純儒學者有切身的體驗與認識，“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趣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王陽明既能吸收佛、老文化之可用處，又能避其不足，使自己的“致良知”思想有批判醒人之功。

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與當時的理學日益走入死板僵化，空疏無用，學風和士風江河日下不無關係。理學自元代以後就成為思想統治工具，被列入科舉考試內容範圍。明成祖時，敕撰《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之類的欽定教科書，致使淺陋之儒除研讀此類書外別無學術可言，故形成“此亦述朱，彼亦述朱”的僵化局面。讀書人終身只事於辭章訓詁，磨勘八股，才識之士亦“相矜以知，相軌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辭章訓詁和八股舉業不能培育經世致用人才，理學衰落，學術生命委頓，士風衰薄，以致朝無能臣、國無治吏自是難免。目睹此情此景，王陽明極力宣導躬行實踐，以矯正士林中讀書與德行脫離的“失德”行為，進而逐步形成了旨在匡正這種不良治學之風和學術氛圍的“致良知”思想

“良知”一詞，出自孟子，王陽明借用“良知”一詞，在用意上和孟子相通，但又指出“良知即天理”，這無疑是對孟子學說的發揮。同時他把《大學》裡的“致知”結合進來，遂誕生自成一家的“致良知”一說。一般而言，宋明理學在討論人的本質問題時，往往以“未發之中”來說明人性中有先驗的“天理”存在，本體是至善至美的，而教育應當恢復人的本性。王陽明則認為“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無需用功，“良知之外，豈複有加於毫末乎？”“良知是天理之照明靈覺處，故良知即天理。”這樣，他從理論上以“良知”一元論否定了宋儒的“德性之知”和“聞見之知”的二元論，否定了在“人心”中存在“天理”與“人欲”本然對立的觀點，而把現實的個體人視作健康的、可以進步的教育物件。他認為“致良知”是要人發展良知，而不是教人在“良知”這個“體”上用功，需在“體之用”上用功，也就是在“良知發用流行中”用功，旨在教育人根據自己的道德理性來按“天理”行事，“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如果說朱熹教育人的主張是從外在客觀之理的認識再到自慰身心修養的話，那麼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則是教育人由內在道德理性的覺悟後作用于外在的道德知行。他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王陽明通過體用關係，把良知與人的日常行為聯繫起來，使它有了社會倫理的基礎。他的“致良知”思想，究其意在於使教育成為實實在在的道德教化，讓人們放棄以科舉為目的的“功利之心”，在知行過程中切實把培養個人的道德理性自覺放在首位，然後按照“吾心之良知”的“發用流行”去做人做事，以不使自己成為僅是“道學模樣”的“癡呆漢”。

王陽明認為 “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障蔽而不自覺矣。”學習儒家經典是為了致良知，是取其有益的東西來發展良知。因此，要讓經書為我所用，而不要讓自己成為經書的奴隸。而通過學習經典來發展良知，就須依著“吾之良知”的“天理”取獨立思考，得獨立見解。“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因此，“致良知”不必迷信聖賢和經典，不必在權威面前屈己從人，“舍心外求”。“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者是“吾心之良知”，經典所揭示的“天理”亦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心外無學”，經典不過是我心之注腳而已。以“吾心之良知”去“臆斷”經義，無須拘泥後儒的成見，因為“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他還說：“義理無定在，無窮盡。”聖人述經均因其有作為於當時的補偏救弊，並沒有也不可能窮盡義理，後人學習經典是必要的，但不可死守其章句。他指出：“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以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經學即心學”，人們要本於“吾心之良知”去發展和應用“達道”，當有所作為與創造。“周公制禮作樂，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昭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經學神秘感和聖人權威性，大膽肯定了學習者的獨立思考、自我判斷選擇等能力，強調了個體自由的作用。這些深刻見解，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和尊重個性的戰鬥精神，對於社會思想和學術空氣的活躍，對於衝破程朱理學主流思想的禁錮和發展個性有重要的啟蒙作用。所以，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在明中後期被廣泛信奉應用，乃至在陽明學激進派那裡，成為所謂“非名教所能羈絡”的思想武器。

王陽明之後，泰州學派王艮、徐樾、何心隱、羅汝芳及其門生湯顯祖等人，揚棄心學，提出平民哲學，影響極為深遠，至李贄更是奇峰突起，光芒四射，影響及於以後整個思想領域，對方以智、王夫之、黃宗羲諸啟蒙思想家均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晚清康有為、譚嗣同，包括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郭沫若等也受過王陽明“致良知”等思想的影響。

作者:杨帆   ;  来源：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