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道德经（向春/图）
解读道德经（向春/图）
老子的政治解决永远只能是大动荡、大萧条之后的过渡。《道德经》无法真正成为有长远意义的建设性的政治指南，而只能被当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或是被人断章取义来利用。 中国百多年的反传统，法家被当成两千年“封建专制”之源，甚至是为“文革”背书的学说。儒家被当成专制的帮凶。因此就有人把墨家和道家抬了出来。墨家的平等思想、兼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式的国际主义）、尚同（通过天下共同之政权来推动天下之人去私为公）、节用（我记得自己1977年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开会选举大队长，但候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受过很好的“文革”后期“教育”的我把选票投给了台上候选人中补丁最多的女孩）等等，比传统中其他各派，恐怕都更与“文革”背后的思想接近，虽然这不是说墨家会全面支持“文革”。 并且，“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的思潮中，“自私有理”是主流思想之一，而玩世不恭的态度也甚是流行。 于此，孟子两千多年前就预料到了：追求大公的墨，其不现实的理想注定要破灭，而这一理想破灭后，就会导致歌颂自私至上的杨。杨墨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是世界动乱的源头。曾经是显学的墨家后来几近销声匿迹，是有其根本原因的。
道家方案：小国寡民比起墨家，道家乃至道教确实在两千年的传统中是显学之一，并且也是百多年反传统运动中经常出现的正面形象的代表。道家作为儒家的批评者，看破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因此是反传统、反专制的。道家所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它所讲的自然与无为，与现代经济中反对国家干预、支持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的相呼应。但同时，它对人欲膨胀的批评，也为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剂解药。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道家最重要的文本，是老子的《道德经》。喜欢道家的人喜欢把老子说成是孔子问过礼的那个老聃，这样会显得儒家是道家的学生。这种编排儒家的故事在《庄子》里比比皆是，而这个问礼的故事也许也是这么编出来的。现在西方中国哲学界的多数都怀疑有老子这么一个人、也怀疑《道德经》的作者早于孔子的说法。其实，在很会编故事的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老子的故事都不能编得一致，已经很说明老子其人其事可疑。 不管怎样，《道德经》的作者（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叫他“老子”，但这里“老子”只是个方便的代码）应该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更可能是战国时代）。他（们）目睹着周代封建的礼乐崩坏导致的战争与混乱，那么《道德经》首要关注的，也很可能是这样的政治问题，并且它应该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人类的战争与杀戮，根源在于争夺。而人之所以争夺，是因为想要好东西，不想要坏东西。但是，《道德经》的一大根本观点，是有无相生、福祸相倚。也就是说，人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想要的也要随之而来。但有人会反驳说，那我们应该努力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而《道德经》的另外一个根本看法，是人在天道自然面前的无能。并且，我们人为的这种努力，不但不能达到我们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一不可能的期望，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就比如一个人家门口有条小溪。它的涨落给人的出行带来不便。于是人就在上游建了堤坝把水截断。这样人似乎就再不受溪水涨落的干扰。但是，溪水慢慢溢过了堤坝。于是人就把堤坝建得更高，终于有一天，堤坝崩溃了（因为老子认为人是无法改变道的运行的），整个房屋和其中的人都被洪水卷走了。并且，这里我们也不能指望“老天有眼”，因为老子明确地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不是说老天要虐待人类，而只是说老天对人类所欲望的，并不关心。 因此，人类应该做的，是“抱一”。忘记好坏善恶之别，接受天道自然所给予我们的。吃喝拉撒是自然，想吃好的、喝好的是人为。如果我们都能去人为而顺天然，人类就不会再有纷争。 我大学时上过的一门《道德经》的课上，任课老师就说，如果我们的官员多读读老子该有多好呀。我自己听着却觉得很滑稽。老子似乎也认为，这样一种觉解，只有少数道家的精英才能有，广大人民是有不了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欲望，而不受控制的欲望又要导致天下大乱，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人民的愚昧状态，并且安土重迁，不受花花世界的精神污染。 所以，说起愚民政策，《道德经》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孔子虽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他所讲的是民众不能理解深刻的道理。但是人民的基本教育还是要的，即《中庸》里所讲的，“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并且，儒家的民与士的差别，是各自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愚夫愚妇的地位不是命定的，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去除愚昧而改变的。因此，倒是老子里才有真正和彻底的愚民政策，希望通过政治的手段让民众不要脱离懵懂无知无欲的状态。 那么，是不是不给民众教化、不让他们迁徙就够了呢？因为老子骨子里是精英主义的，所以他确实认为民众靠自己是无能作恶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坏的精英鼓励民众的欲望与争夺。对这样的坏精英，老子建议要对其镇之以朴，特别是趁他们没有发挥出坏影响之前，就化之于无形。 但是，老子生活的年代，人欲横流、恶人横行，不再能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动用国家的利器，这是以恶止恶，饮鸩止渴。这也是为什么，从老子看来，儒墨尚贤，也同样地会适得其反，因为当时的问题就在于人之间的竞争与攀比，而不去抱一顺道，而尚贤恰恰是在鼓励竞争与攀比。但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只通过无为而治、镇之以朴，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按我的理解，老子对当时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其第80章里提出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想法。 老子意识到，欲望的膨胀与人口的数量和交流有密切关系。没有一定的人口，就没有财富集中，也就没有各种奢华，以及进一步恶化这种奢华与欲望的技术革新。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攀比。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恰恰是封建瓦解，人口流动和增长、聚集的时代。因此，诸子之中，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才是最保守的，要彻底拒绝“现代性”。其实，西哲卢梭在欧洲的现代早期的类似情形下，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即广土众民且联系紧密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沦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希望回到欧式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即像他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那种共和政体中去。 但是，即使我们想回到这种社会，怎么回去呢？老子似乎暗示了一种“阴谋论”，即“将欲弱之，必故强之”。让那些逞强的国家继续强下去，而天道自然会让这种逞强的努力最终溃败。这时道家的精英再顺势而为，保持小国寡民的状态。这种设计，在传统中国确实实现了。恶斗的战国七雄中，最狠的秦国统一了六国。但是如《道德经》所讲，“暴雨不终日”，暴秦不出15年就垮掉了。而在一片战火的废墟中，汉初经济与科技大倒退，而汉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恰恰是黄老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不幸的是，当这种政策导致了生产的恢复，人类就又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人口增长、财富集中、技术进步、社会流动、物欲膨胀、争斗加剧。这种历程，其实我们最近还经历过。金融危机刚过，美国人开始存款、克制消费。有些论者以为人类终于从消费主义的癫狂中清醒过来。但是美国人刚刚从最深的深渊里爬出一点点，消费主义就又迅速恢复了。
庄子“自由观”与契约论因此，除非人类在玩火中自我绝灭，老子的政治解决永远只能是大动荡、大萧条之后的过渡。《道德经》无法真正成为有长远意义的建设性的政治指南，而只能被当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或是被人断章取义来利用。比如上面提到的将老子思想与经济里面的自由放任相比照。老子的整套哲学，是无法跟市场经济相容的，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与物欲膨胀，恰恰是老子所讲的万恶之源。 倒是可以说，老子的天道通过韩非子，变成了对政治里面“看不见的手”的顺从。韩非子的思想又与法国重农学派呼应。重农学派又启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始祖之一的亚当·斯密。 顺便提一句，中国传统被讲成轻商。这句话即使对，先秦儒家也并没有明确轻商（而只是反对不义之财）。老子、韩非子才是明确地敌视工商业的。但是老子的敌视是根本的，因为工商业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理想有不可调解的冲突。而韩非子只是基于当时对经济之根本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可以与时俱进地去改变，而不会威胁其理论系统的自洽。 另外，说到韩非子与老子的关系，他的专制思想，恐怕也与黄老学派里面的“道生一”的单向式的思想有呼应。司马迁把老子与韩非子放到一个列传里面，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当黄老被改造成韩非子，这与很多人喜欢谈的自由的、反对大政府的道家，就相去太远了。 可能意识到老子的根本局限，但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对其他政治哲学出路的否定，庄子采取了一条非政治的道路。因此，哪怕他的思想里面有个体、自由的观念，这与欧洲现代以来的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契约论传统也搭不上界，因为后者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前者是对政治的拒绝。 庄子的非政治性，其实汉朝人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将道家理解成一套政治学说，他们是黄老并称的，而不是老庄并称。直到政治混乱的魏晋，老庄并称才变得主流。 并且，庄子的“自由”更是建立在对既有道德的否定上的。因此苏轼就曾指出，先要有老庄等摧毁儒家的道德，之后才会有申韩这种彻底建立在私利上的政治。控诉申韩之恶，就应该追溯到反对“封建礼教“的老庄上面去。 凡此种种，不知道认为老庄代表着中国的自由精神、市场经济、反对礼教、批判现代等“先进思想”的人，情何以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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