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陽明心學看道德自律何以可能

習近平同志指出：『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一個人戰勝不了自己，制度設計得再縝密，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他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礎和根本。他深刻地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們共產黨人更應該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在廉潔自律上作出表率』。從反腐倡廉的實踐來看，如果說反腐倡廉中反對『四風』是『破』，那麼，『三嚴三實』則是『立』。如果道德自律是可能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制度反腐與心理建設結合起來，築牢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精神長城。因此，有必要系統闡發關於道德自律的理論思考。

『心外無理』與價值信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道德自律作過形而上思考，並對心理建設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過於強調以『破心中賊』為己任的陽明心學。王陽明系統地提出道德自主自律、創立『破心中賊』的心學體系。對關於道德自律的形而上思考具有現實意義的，是陽明心學關於『心即理』、『心外無理』的第一個理由。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理』，『聖人之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諸於心』。他既強調道德行為是由道德意志生發而來，同時又強調道德自主自律是人心的內在本質，從而為人心道德尋找本體論的根據。『心即理』的提出是他有感於朱熹判心與理為二，忽視了道德實踐所致。『心外無理』以及後來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有感於當時的社會風氣。針對當時人們言行不一的情況，王陽明頗有感觸地說：『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這種知行分離的情況，在生活中突出的表現，就是口講聖賢之學，而實求私慾功利。這就提醒我們，要做到道德自律，首先必須相信人類內心存在某些神聖的道德價值，這些道德原則是人為自己所設立的不能褻瀆的道德『立法』，這不是由於害怕懲罰，而恰恰是做人的基本人格所要求並不可丟棄的。

習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們黨員、幹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他批評，在一些人那裡，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噱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飄渺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於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後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心裡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知行合一』與反對形式主義

既然人心中存在關於神聖價值的信仰，那麼，為什麼有的人會在行為中表現出來，而有的人卻表現不出來呢？這裡就有一個知與行的關係問題，究竟是知先行後還是知行合一？因而支持道德自律的形而上思考的第二個理由，便是陽明心學所強調的『言必信，行必果』的『知行合一』說。以往人們較多注意王陽明學說的唯心主義成分，並且王學研究者多側重於王陽明與朱熹的對立，較少注意到王學恰恰是從朱學中脫胎而出。其實，王陽明思想的基本內容和重要論題都是在朱熹的研究基礎上提出的。例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就是針對朱熹的『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因為從倫理學的意義上講，陽明心學中的『知』實質是一種『德性之知』，即『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而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合一』，是指道德意識與道德行為的統一，這也正是理解陽明心學所具的正能量作用而不致誤解的關鍵。具體說來，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層意思：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裡主意是指統帥、打算，功夫即指途徑與方法。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裡知既指一般的知識，也包含意念、知覺、動機、意志，在王陽明看來，這一知的實質已經包含了行。因而，他強調，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若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且須要徹根徹底。第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主要是針對割裂知行內在聯繫的『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在這裡，『行』不僅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道德實踐活動，而且指主體的道德判斷和道德抉擇的道德意識活動，這一豐富的思想內涵恰恰為人的道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行合一』說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為在社會道德生活中，既突出了道德意識的內在性、主觀能動性，又強調了人們的道德意識對於道德行為的決定性，能夠使人自覺地依循內心的道德規範，並付之於道德實踐活動。

在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係上，習近平同志提醒我們要注重反對形式主義。他強調，在形式主義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實效，文山會海、花拳繡腿，貪圖虛名、弄虛作假。他批評：有的不認真學習黨的理論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學了也是為應付場面，蜻蜓點水，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無心也無力在實踐中認真運用；有的習慣於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有的抓工作不講實效，不下功夫解決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有的下基層調研走馬看花，下去就是為了出出鏡、露露臉。坐在車上轉，隔着玻璃看，只看『門面』和『窗口』，不看『後院』和『角落』，群眾說是『調查研究隔層紙，政策執行隔座山』。他再三告誡我們，實幹興邦，空談誤國。他要求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

『致良知』與正確的權力觀

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家們提出了一個更為形而上的哲學拷問：在現代社會中，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現實主義哪一個更加合理？有助於我們問答這一思考的，不是別的，恰恰是陽明心學關於道德自律的第三個理由，這就是『致良知』。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體悟出『致良知』，從此以後就把它作為自己學問體系的宗旨反覆地加以論說。在他的心目中，『致良知』既是『知行合一』說的深化，又是對『破心中賊』的大徹大悟。在晚年王陽明系統闡發了『致良知』的學說，他認為知行本體是一個，即良知良能；知行的途徑與方法也只是一個，他主張『知行工夫本不可離』，而這一工夫也就是他的『致良知』。所謂『良知』，實際上就是人內心潛伏的道德意識。孟子曾說：『人之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從『性善論』出發，認定人的本性包含有仁、義、禮、智等『善端』，而這種美德就是天賦的『良知』、『良能』的表現。王陽明強調『良知者，心之本體』，他之所以把『良知』與『吾心』等同起來，為的是激起當時人們特別是上層人物內心的道德情感，提高其維護封建道德的自覺性，以克服道學所造成的『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自私自利之實』的禍害。而『致良知』的修養方法，則包括『體認良知』和『實現良知』兩個方面。『體認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養，包括『正心』、『頓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體』得以復明。『實現良知』，實際上是道德修養見之於行動的問題，也是修養的目的所在。陽明心學強調，人們發揮主體道德意識的能動性，正心誠意致良知，破除『心中賊』。他的『人胸中各有個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則論證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美德倫理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倫理觀。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領導幹部不論在什麼崗位，都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都要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行使權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眾滿意作為行使權力的根本標準，做到公道用人、公正處事。這裡，他強調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他強調指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幹部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當幹部。要發財可以合法發財，自己經營，靠勤勞致富、靠能力致富、靠智慧致富，光明正大、理直氣壯，這麼幹不是很好嗎？為什麼要在為黨和人民服務的崗位上戴着假面具去干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把這些事情想清楚了，幹事自然有底線，自然有高度，自然不會做那些充滿了誘惑、可能掉入陷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這就是共產黨人在廉潔自律上的思想防線和精神長城。

今天，強調共產黨人尤其是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必須注重『嚴於修身』、『嚴於律己』，其對於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啟發他們內心道德的自律和自主。只有真正成為自己內心道德的『立法者』和主宰，才能在行使公權力的實踐中，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做到一身正氣，勵精圖治，無私奉獻，從而取信於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