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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华夏文明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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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6-5-21 01: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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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谖弹铗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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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崛起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这批优秀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孔孟二圣对于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实着士的精神价值,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土地;『│』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冯谖是『蹑蹻而见之』。蹻,是草鞋;蹑,是穿。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孟尝君问他:『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回答得很坦率,因为贫困所以投奔你。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后,问冯谖的情况,管宿舍的人说:『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古代的士往往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因为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看法,不足为训。

真实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

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讨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贪图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于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时期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士的使命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治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治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羞耻,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辱没国君交给的使命,也就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孔子:『士怎样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包容而谦虚待人。』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而那些空有虚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声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声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优秀之士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直、兄弟和睦、谦虚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论。〖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对于获得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应该学习;对于没有获得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则仁只能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产业;恒心,即仁者之心。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仍然保持着对仁的向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出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产业,不属于任何有产业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去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小节吧。『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志〗说:『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招呼猎场管理员。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对于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赞赏,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头颅』。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赞赏,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王彬,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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