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与〖书〗教传统

编者按

本期所发的三篇文章，均与『诗教』或『书教』有关。

韩高年先生的文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梁启超的〖诗〗学观，其中着重分析了他关于〖诗〗的表情方式与『诗教』之关系的观点，特别提到他注意到『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与情感及人格涵养方面的关系。何海燕先生在探讨清代〖诗〗学中的情感论时，注意到清儒把『诗教』的『温柔敦厚』与怨刺精神统一起来，为『诗教』注入了批判的力量。其观点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诗教』的特征及价值。戴永新先生在文中把『书教』的内涵概括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识、『休兹知恤』的忧患意识和『以德配天』的传统。这对我们认识〖尚书〗的价值以及『书教』传统的形成，大有裨益。

经典之树在岁月的迁移中常青，其社会作用总是不断被认识和发挥出来。从〖诗〗〖书〗等经典中汲取道德和智慧，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现实，是古今学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本期的三篇文章在探讨『诗教』和『书教』时，会带给我们有益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学峰）

 

〖书〗教伴随着〖尚书〗各篇的产生和传播即产生了，但『〖书〗教』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清孙希旦〖礼记经解〗认为，『疏通』谓通达于政事，『知远』言能远知帝王之事。白寿彝〖说『疏通知远』〗说『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即〖尚书〗所记载的古言、古事，可以垂教后世。

〖书〗教的传统，首先表现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识。〖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开篇即用『曰若稽古』，其实就明确地表明作者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对往事和古人、古训追述的稽古观念，贯穿了〖尚书〗整个篇章。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也为后世稽古内容，树立了一个标准。

〖虞书〗开篇引出尧、舜、禹的言事，莫不反映出其恪尽职守、勤于朝政的崇高品德；〖商书〗追述了殷人祖先的事迹，〖周书〗既推崇成汤、文、武等伟大的历史人物，又推崇殷朝中宗、高宗、祖甲等历代贤王。他们『面稽天若』，『吁俊尊上帝』，『畏天显』，『畏天命』，恪尽职守，勤于政事；选人谨慎，『乃用三有宅』，『曰三有俊』，『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罔不明德慎罚』，『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对小人的怨怼，『皇自敬德』；善于检讨自己，承担责任，『曰朕之愆』，『不敢含怒』。

〖尚书〗的『曰若稽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目的即实现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继承先王的大业，发展、巩固先辈开创的德治传统，实现『协和万邦』的目的。又通过『曰若稽古』这种方法，来实现新思想、新观点的推广。

〖书〗教的传统也表现为『休兹知恤』的忧患意识。『休兹知恤』，出现在〖立政〗篇中，『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休，美也。恤，忧也。虽然这是周公针对用人和理政而发出的感慨，但是『休兹知恤』，时时事事保持『敬』『慎』『恤』『钦』的忧患意识，则是〖尚书〗用以垂教后世的重要内容。

〖尚书〗中尧、舜、禹无不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恭谨地立身行事，心忧民事，因此命羲和等人『敬授人时』，恭谨地对待日升日落的自然变化。他忧心『汤汤洪水』，更心忧后继无人。虞舜处理政事时处处表现出敬慎，祭祀应『夙夜惟寅』，为政应『钦』，『惟刑之恤哉』。并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皋陶谟〗）大禹为政同样表现出敬慎，他提醒舜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几惟康』。

〖尚书〗的〖虞夏书〗中，为政惟艰的忧患意识已初露端倪。〖周书〗中因为政艰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集中体现在诸诰辞中。周公根据『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来教育为政者『祗若兹，往敬用治』，始终要以恭谨的态度治理国家，要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要『克慎明德』，君臣上下要『勤恤』，『勿替敬典』，要努力保持谨慎、恭谨的态度。『有德惟刑』，因此司法、施刑务必敬慎。要『敬明乃罚』，『庶狱庶慎』，『敬尔由狱……兹式有慎』，处理每一案件都应轻重适当，而且案情的审理，减刑、量刑、罚金等均要『其审克之』。

周人『监视古意』，夏、殷二朝的相继覆亡，使得他们难以释怀，因此，〖周书〗充满了『殷鉴』思想。『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嗣王其监于兹』，『监于殷，丧大否』。经过对夏、商二朝覆亡的反思，周人清醒地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如何不重蹈夏、殷覆辙，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周人重视德治，因此，〖书〗教传统也是『以德配天』的传统。〖周书〗中85次出现了『德』字，大部分出于周公之口，而且多围绕『皇自敬德』『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展开的。这其中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天崇拜的延续，同时也显示了周人开始注重人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顺天应民，以达到永固政权的目的。

周公考察古代圣王，无一不是勤于政事而不贪图安逸的。殷王中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高宗『不敢荒宁，嘉靖殷邦』，祖甲『不义为王，就为小民』，周文王更是勤政的楷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物』。与此相反殷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才使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所以，周公不仅身体力行『勤劳王家』，『勤施于四方』，而且专写〖无逸〗篇『以诫成王』。

推行德治，必需善政。周公认识到有贤臣辅助的殷商才『多历年所』。文王之所以能治理好周朝，一方面源于他『尚克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贤臣辅助。贤臣如此重要，为政中必须任用贤臣。周公于是强调『三宅』『三俊』法，其目的在于告诫成王用人应从多方面考察，而不能『谋面用丕训德』。善政的实现，不仅靠人，更要靠法，要『敬明而罚』，『用其义刑义杀』。

〖书〗教之所以形成，应该有赖于史官对史料的选择。史官保存的史料，其中一部分不仅可以作为治国的范本，还可以彰显人物本身社会存在的价值。因此，那些被史官认为重要的言行和事件载录以便后世『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另外，史官除了『掌书以赞治』以外，还负责宣读册命和负责典司各种仪礼的职能。封赏的册命以及诔、谥，都是由史官起草写作的，由于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功劳勋绩来写的，长此以往，也可萌发出传世和不朽观念。而在传世和不朽观念引导下，史官在保存档案文件时，更多关注那些『可覆视』的，具有垂范或垂教意义的史实，而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大量具有教化意义资料保存下来，为〖书〗教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