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宋明儒學窄化了儒學,有必要回到孔子的世界
甘陽 6月7日,作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60周年院(系)慶系列講演者之一,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甘陽以學與孝:或學人共同體與孝悌共同體儒家政治哲學的內在張力為題進行了講演。 甘陽認為,今日人們對儒學產生的一些困惑,原因在於對於儒學的理解多是基於宋明儒學,因此有必要直接回到孔子的世界。而在孔子的世界裏,存在着學人共同體和孝悌共同體的區別,簡而言之即是士人(讀書人、精英)和庶民(普通百姓),這兩個共同體所學習的內容有着本質差別,後者即是孝悌等基本人倫規範,只需要去遵行,而不必問為何,因為理解這些規範的所以產生和運作邏輯是學人共同體的範疇。 一個基本的人倫社會、倫理社會、政治社會秩序,是建立在絕大多數人能夠遵守基本社會規範的基礎上。在甘陽看來,如果人人都以精英自居,試圖參與基本社會秩序的生產、運作和調整,那麼就會不斷發生動亂。 講儒學會帶來巨大的道德負擔 作為一名教師,從教書的角度去考慮,甘陽覺得,儒學對於教師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麻煩。儘管曾想過要開一門儒學課,但是他最終還是不敢講,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道德君子。 我猜想,對於講儒學的人來說,都會有一種道德包袱。儒家的道德要求這麼高,今天絕大多數講儒學的老師做不到。那怎麼辦?如果學生聽到你講儒學,提出很高的道德規範,但是發現老師不怎麼樣,那就會毀三觀。 甘陽說自己不是對任何人的映射,這個感覺主要是從這裏面體現的中西思想的巨大分野來考慮的。因為在他看來,講任何西方的文本或學術,一般不會有這麼大的道德負擔,並不要求講者做一個道德上的好人。 我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講【伊利亞特】,開頭就講阿喀琉斯之怒,造成了阿開亞人屍橫遍野。學生無法代入,我就說你倒換一下,就是說甘陽一怒,成千上萬中國人屍橫遍野,這是什麼人啊,這就是個壞人。所以講【伊利亞特】並不需要講的人道德修養很高,有點智商就可以。 但是講儒家就不行,如果自己不是道德君子,那你怎麼講儒家?這個問題讓甘陽感到困擾。而在實踐上,他也確實看到這種情況,學生從老師身上看到的言行不一,儒家道德講得很好,但是自己並沒有做到。 先秦時代是人類智慧的最高點 甘陽對儒家的另一個困擾是在理論上,他感覺儒學太和諧了,太圓融了,什麼矛盾只要靜心、窮天理就會解決。 比如我今天想講的,學與孝有沒有矛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儒家的東西學得越多,讀書越多,人變得越壞了,難道還少嗎? 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困擾,在甘陽看來,這和我們接觸比較多的是宋明儒學及以後的儒學有關。宋明儒學和孔子儒學有着巨大的差異,所以他就希望先繞過宋明儒學,直接回到【論語】也即是孔子的世界。 甘陽表示,自己絲毫沒有貶低宋明儒學的意思,只是說它和孔子儒學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他比較強烈地否定所謂的發展說,也不認為從孔子儒學到宋明儒學意味着大的發展。 他指出,發展觀是西方哲學的觀念,而他則看到儒學在漢唐的鮮活性,並不是如宋明儒家所言,這1500年裏儒學完全不存在。 相比於發展觀,甘陽相信軸心文明時代(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後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是人類智慧的最高點,而後逐步下降。大家可以想見,先秦時代要為人類劃定一個基本的社會和政治秩序,那可能是真的需聖人境界。甘陽說。 儒家的基本關懷是消除犯上作亂
甘陽宋明儒學窄化了儒學,有必要回到孔子的世界
甘陽認為,【論語】的開篇具有統攝地位。 學而時習之作為【論語】的開篇,甘陽認為,是具有統攝地位的。這裏面的學一般是作為抽象和普世的學來理解的,但是在孔子的語境下,這個學是有主體的。 甘陽援引朱熹的解釋,認為這裏學的主體並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士,也即是說讀書人或者未來的士大夫,擴大而言就是學人共同體。 除了學人共同體,在【論語】的世界裏,還存在另一個共同體,即孝悌共同體。【論語學而】第二篇就是談這個問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儒家之所以重視孝悌,不僅僅是基於親情,最根本的原因是培養孝悌這個道德指標,不會產生好犯上、好作亂者。 儒家最基本的問題,或者說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初步的人倫秩序、政治秩序,其根本問題在於如何能夠消除犯上作亂,不太誇張地講,這就是孔子的中心關切。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正是說明消除犯上作亂是儒家的基本考慮。儒家對於人倫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安排之所以可能,是在於在合理地程度上能夠控制犯上和作亂。 學人共同體和孝悌共同體是孔子哲學世界兩個重要的分野。前者是以五倫中的朋友為基礎,而後者則是基於血緣、地緣形成的。 曾經有西方學者在比較了奧德賽漂洋過海和【論語】父母在,不遠遊後,得出中西文明的差異在於西方人勇於探索遠方而中國人則是固守本土的結論。甘陽覺得這是連【論語】第一句話都沒有理解,有朋自遠方來的遠方對應的正是不考慮血緣、地緣的學人共同體。 宋明儒學消解了學與孝的區別,並影響到文革 甘陽之所以關心學人共同體和孝悌共同體的分野,在於他看到自宋明儒學到今天,社會上想當然地假定讀書人的最高道德理想是關照天下人天下事,但在他看來,這並不是孔子或【論語】展示的世界。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在於宋明儒學(不算朱熹)模糊了學人共同體和孝悌共同體的分野,甚至消解了二者的區別。一個原因就是經過佛學的洗禮,佛家所謂的眾生平等觀念已經儼然成為宋明儒學的前提。 比如,孔子講中人以上可以語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但是程頤和王陽明都公然反對孔子的說法,一個認為上智和下愚可以移,凡人和士人之間的差異比較模糊,一個更甚,認為只要能致良知則就和聖人沒有區別。
甘陽宋明儒學窄化了儒學,有必要回到孔子的世界
在王陽明那裏,凡人和聖人只存在分兩的差別。 在孔子那裏,凡人和聖人有質的差別,而到了王陽明那裏,凡人和聖人只存在分兩的差別,也就是量的多少而已,進而人皆可以為堯舜。 孔子並不認為自己就是聖人,更是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沒有人是聖人,但是王陽明則看到滿街都是聖人。 陽明的思想影響到了毛主席以及文革的發生。文革並不是對惡追求的結果,恰恰是太高的理想主義追求,對人性的理解太高所導致。毛主席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從陽明身上來的,還有文革的口號靈魂深處鬧革命完全也是宋明儒學。甘陽認為,這裏隱含着對人性的期待非常之高,人性可以通過道德修養,而完全擺脫掉具體世界的束縛。 宋明儒學致力於追求一個超時間超歷史超政治超文化的先驗道德世界,在這個先驗道德世界中,現實政治世界幾乎消失了,而【論語】展示的現實政治世界中的尊卑貴賤高低,在先驗道德世界中都可以得到統一和同一。反過來,從宋明儒學的先驗道德世界看,具體歷史事件和文化傳承沒有任何意義。 社會能夠安頓需要普通人遵循規範 孔子面向的始終是一個歷史文化世界,並不是先驗道德世界。宋明儒學雖然深化了儒學的先驗智慧,但同時也大大窄化了儒學,比如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孔門四科窄化為德行一項。 所以對於孔子來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其中的好學絕不是指道德內向之學,而是面向整個歷史文化世界的,大概就是【禮記】中所言的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 學人共同體學的內容,也就是【論語】首句學的內容正是儒學傳統裏所謂的大學,而不是孝悌共同體所學的小學。 甘陽認為,朱熹對二者的區別剖析地非常明白,他說小學學的是事,像事父、事君、事兄等事,只是教人依照這些規矩去做,並不需要明白為什麼,而大學則學的是理解這些規矩的道理,為什麼產生這些規矩。 在孔子的世界裏,孝悌共同體只需要學小學,這樣就可以達到消除犯上作亂的目的,而學人共同體通過學包含了小學的大學,同樣也達到了消除犯上作亂的目的,即所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在此基礎上,對於長期存在爭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的理解,甘陽認為,孔子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保護普通百姓不會偏離基本的規範。在甘陽看來,普通人行孝悌就是在維護普通人的日常道德世界,而反對通過觸及更高的先驗道德世界來顛覆孝悌共同體。 所以一味地走向先驗道德世界充滿着巨大危險。也就是說,宋明儒學對普通人提出過高的道德要求的同時,可能徹底顛覆普通人的日常道德生活和日常規範實踐。也即是說,在甘陽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堅實的孝悌共同體,只是強調學人共同體,普通人都以士人、學人、聖人、精英自居,就會走向一個犯上作亂,也即是挑戰秩序的心態。 一個基本的人倫社會、倫理社會、政治社會秩序,是建立在絕大多數人能夠遵守基本社會規範的基礎上,否則就是不斷的動亂。這是我的一個關切,也是我想表達的主要問題。甘陽總結道。 原標題:甘陽到復旦演講:宋明儒學窄化了儒學,有必要回到孔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