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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池爭標圖】（宋）張擇端 圖片選自【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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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孫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圖片選自【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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噠鎏金銀胡瓶 圖片選自【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三聯書店於2016年8月出版了孫機的新作【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這是繼【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後，再次讓我們品味到獨特的文物之美的著作。作者憑藉深厚的文獻功底和對文物考古的敏銳洞察，在文物中觀察出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點滴造型，但經由工匠之手和文人描寫，讓讀者在字裡行間能品味出古代生活的原汁原味，有了對生與死的感動，悟到人生更闊遠的意蘊。更重要的是，作者通過文物細節，喚醒了歷史的記憶，這本書不僅是藝術的結晶，還是思想的濃縮。
一
【『明火』與『明燭』】是一篇花費了近三十年時間才發表的論文。古代曾以陽燧將日光反射聚集引燃艾絨而得火，並稱其為從天空中來的『明火』，點燃明火的燈則稱為『明燭』。『陽燧取火』成為祭祀中一個重要儀式，出土的銅質陽燧，正面作凹面圓鏡狀，已知最早的幾件是西周的，北京昌平西周墓和陝西扶風西周墓都出土過素背陽燧，山西侯馬戰國鑄銅遺址則出土過整套的陽燧范，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過兩件素背陽燧。這些陽燧皆為圓形，正面均內凹，都能反射聚焦而引火。陽燧點火功能被古人認為具有與天相通的性質，可是陽燧怎麼點燃明燭僅用文字解釋顯然是不夠的，孫機繼續探索從新石器時代以來的燃『燭』，分析從商代到唐代的燈具，列舉了幾十種『中柱燈』和『鳥柱燈』，考察了代表太陽的陽鳥，特別是朝鮮高句麗永樂十八年（408年）壁畫墓中繪有大鳥旁榜題的『陽燧之鳥，履火而行』，令人豁然開朗，它印證了從良渚玉器鳥紋到漢代陽燧鳥，都和鳥柱燈的鳥有相通之處。在莊嚴的祭禮中，用陽燧鏡在神鳥背上引起炎炎明火，太陽的神話在眾目睽睽之下變為點燃『明火』的神燈和照耀祭品的『明燭』。這種明火點燃方式唐代就絕跡了，所以後人不懂，於是胡說亂編。朝鮮這條榜題是論證的關鍵所在，孫先生為了找尋文字資料等待了幾十年才發表論文，令我不由肅然起敬、感嘆不已。
眾所周知，奧運聖火在希臘奧林匹克遺址取火，就是採用古代使用陽光反射聚焦的方法，但這種點燃方式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第九屆奧運會上才採用。中國古代的『明火』相當於今天說的『聖火』，亞洲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即崇拜火和太陽的拜火教，歐洲羅馬帝國普盧塔克（約46—119年）發明了陽燧形反光鏡，但都似乎較中國為遲。而我國太陽光取火用於典禮的做法，出現之早，歷史之久，用具之華美，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考古成果無法割斷與史學的血緣關聯，孫先生這樣的破解，必然融匯和浸潤了充分的史料積累與史學分析，這樣的嚴謹非常值得我們後學在儲備知識時學習。
二
【固原北魏漆棺畫】是本書中另一篇視野宏大的『讀圖』力作。1973年寧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描金彩繪漆棺，不僅在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透露出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交匯未融的時代信息。漆棺畫中的人物皆着鮮卑裝，但是閃現出『漢化』因素。孫機緊緊抓住北魏遷洛與鮮卑舊俗決裂這一大背景，在當時推行漢化已經達到雷厲風行的程度下，鮮卑民族意識很強的墓主人卻在自己的漆棺上畫上孝子圖，將儒家倫理中的孝道規範納入到拓跋鮮卑『漢化』中，摹繪到漆棺上，雖然近年來北魏之後石棺孝子圖接踵而出，可是孝子着鮮卑裝者，就目前而知，在中國藝術史上只此一例。因而，孫先生分析了馮太后力推漢化政策的【孝經】教育與思想基礎，讓人明白北魏漆棺畫上孝子圖的來龍去脈。他還深刻地指出漆棺畫有孝子並不意味着墓主人已經服膺儒學，只不過是迎合時尚裝點殯葬之物而已。這對我們讀圖辨識非常重要，現代人一看海昏侯墓中有孔子像畫屏，立刻就說劉賀是讀儒家經典的好人，要給浪蕩公子劉賀翻案。孫先生告訴我們，一定要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大背景觀察，那時置放孔子像是很正常的大路貨，根本不存在什麼海昏侯是誦讀儒家經典的『典範』。
考古與文物研究都是史學綜合形態的轉化，是思想的直接呈現。孫先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考古視覺盛宴代替不了史學的詮釋，文物研究更離不開查詢浩繁的史料，對歷史文獻的理解和文化底蘊的吸收是考古解釋的關鍵。我們現在考古學生都沒有閱讀量，沒讀過幾部經典大作，當一些考古人急功近利地隨意解說時，甚至邊挖掘邊查書，導致了不少考古成果的先天不足，埋下敗筆。
三
孫先生從不固步自封、退縮逃避，他反對圍着所謂『先規劃好而後研究』的項目轉，認為『不做研究只做規劃』這是整個學術界的危機。他屢屢教導我，做學術研究要敏捷地抓住文物與社會生活史的實踐，同時開題十幾個，哪個成熟發表那個，就像爐上燒十壺水，哪個快開了，加把火把它燒開。
孫先生總是不斷吸納新的考古成果，他對陝北神木石峁的重大考古發現非常關注，他對我說，原來一直認為中國古城都是夯築的，但是神木石峁是用石塊砌起的城，這在過去是極少見的。他的新作【古代城防二題】就指出築城不僅在城角加高加寬強化版築，而且城牆外壁增築凸出的『馬面』，陝北石峁遺址雖然已經出現馬面和瓮城，但是要到漢代才較常見。漢代有了包磚的城牆，可是唐長安都城仍是一座夯土城，只在城門墩台和城角處用磚包砌。元大都還是夯土城牆，其北垣至今仍叫『土城』，中國城牆包磚經歷了漫長的時間，這涉及城防的基本設施，即防禦和攻城兩方面，攻守雙方面臨形勢不斷變化創造出一系列的城防方法。過去我曾長時間做過古代建築的研究，但從未達到孫先生這樣細緻深入的研究，帶給人們意想不到的見識。
曾經有人說孫機是『紙上考古』，言下之意，說他不是田野考古第一線的實踐者。其實這是局限的狹隘看法，現在田野考古也都是現場打包搬回室內清理，這就是我們說的『室內考古』或『實驗室考古』。孫機何嘗不是『室內考古』呢？一器一物的解讀和細微之處的破解，都要查閱多少圖書、吸取多少中外考證成果，這絕不是一般人能堅持和做到的。
文物並不是已經畫下句號的歷史，它需要學術界採用多元的視野，匯集中外學人的觀點，打開歷史詮釋的格局，看到更為立體的歷史輪廓。我也希望藉由這本新書的發行，繼續利用新出土的文物和新發現的物證，喚醒真正的學術研究，將中國古代自傲的文物從典藏記憶中傳播到世界性平台。
（作者系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總編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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