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概念,出现的很早。〖周礼·春官〗中,就记载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周礼〗中的『国学』,指得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国立某某大学。 秦朝之后,国学沿化而成了『太学』、『国子监』,再后来,就演变成了『国立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清朝末年的时候,『国学』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时,西方以坚船利炮扣开了中国的门户,西方的势力在全球呈现出兴盛之使;清王朝为了自强,不得不学习西方的军工技术,这段历史,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 刚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我们要学得,只是人家的科学技术,那时还没有变更中国文物制度的意思,当时的口号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那时候的国学,还被称为『中学』。 后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成果灰飞烟灭。清朝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实施变法,以加深对西方的学习。 随着中国对西方学习的加深,西方的思想学术大量涌入中国,大有吞灭中国故有思想学术之势。 中国的一部分士大夫紧张了起来,他们担忧中学会被西学吞灭;所以,他们就学着日本人的方法,提出『国学』的概念,以与西学相抗衡。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他们虽然觉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好,却对西方的文化抱有深深的疑虑。 1902年,梁启超给著名的诗人黄遵宪写信,商量创立〖国学报〗。 几个月后,梁启超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说:『最近,有些悲观者,看到年轻人都去学习西学,而对中学不感兴趣,所以恐惧国学从此而消灭。但是我,不此之惧也。』(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 『不此之惧也』,意思是,他梁任公『不惧西学滚滚而来』。梁启超为这样说呢?因为他当时坚信我国文明是『大道』,有强大的自新能力,终将融合西学。他自信地说:『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但是,后来随着西学的越来越强势,中国士人们渐渐对自家的文化失去了信心。 民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要『打倒孔家店』,要彻底埋葬中国旧文化。为此,他们狂飙突进,要全盘西化,全面拥抱所谓『蔚蓝色的文明』。 对与这些人的激进态度,另一部分比较保守一点士人,不服气,他们便倡导『国学』,以与『西学』相抗衡。1922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学衡二字的意思是,『平衡东西方学问,不偏国学与西学』。 新文化运动阵营的胡适之,也觉得把『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学术』,全部扔进垃圾坑,有些可惜;他主张把它们统统收入『旧物仓库』,称之为『国故』,意思是『我国故有之学』。 由这『国故』衍生出来的学问,如果是美国人研究,就称为『汉学』或『中国学』;如果由中国人自己研究,就简称为『国学』。 很显然,在胡适那里,国学带有某些贬义。 依照胡先生的意思。西学是普世之学,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中国的国学,不过是东亚的地方之学,而且已经过时,注定了要被西学取代。国学的存在价值,不过就像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或敦煌经洞中残存的经卷,供学者们研究之用。当然,如果能从这些过时的东西中,萃取出一些『精华』,补充今用,那就更好了。 胡适对『国学』的定义,深深地影响了数代人,当今社会上对国学的轻视与怀疑,就与他对国学这一定义有关。 我们现在,不能再像胡适他们,把国学看成是过时的、僵死的学问;也不能再像梅广迪、吴宓他们,把国学与西学,看成是平等的学问。我们今天需采取梁启超的态度,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重新恢复我们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 清朝末年的时候,张之洞等人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起来顺理成章,条件却并不成熟。1902年,黄遵宪在一封,回复给梁启超的信中称:『不宜过度提倡国学,应开大门户、迎纳西学。国粹主义应该缓行。待中西融合之后,再倡国学之复兴。』 但现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开门户,广泛接纳西学,中西已深度融合;现在到了重新复兴国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倡导『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了。 天道好还,黄遵宪、梁启超,若知当今兴起『国学热』,他们当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国学包含哪些内容?也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早在1906年时候,有个叫邓实的人,就给国学下定义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邓实关于国学的这个定义,过于模糊,胡适之、章太炎等人,都不满意,他们大致认为:国学,就是指中国故有的历史、人物、风俗、礼俗、制度、语言、学术、文艺等方方面面。 有些学者,更极端,他们甚至认为,现今,应把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文学、习俗等,统统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 可是,这样定义国学,实在是过于庞杂宽泛,令人难以理解与把握。 有个叫马一浮学者,对此就很不满意,他认为,所谓『国学』,就是指『六艺之学』。而『六艺,指得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乐』。 他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式,统摄诸子,是中国一切思想学术的核心。舍『六艺』,就没有国学。 但是,马一浮的定义,似乎又过于狭窄。 所以,最后大家比较公认的,『国学』的定义为:国学,就是指中国固有之学术。 这中国『故有之学术』,虽看起来还有些虚;却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清朝乾隆年间,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晓岚等三百余位高官学者,历时13年,编纂成了一本大书,称〖四库全书〗。 这四库全书有近八亿字,基本囊括了『中国固有之学术』。 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它的收录,尽管比较全面,但还是在有意与无意间,漏掉了许多典籍。 这〖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 经:指儒家的十三经:具体指〖诗经〗、〖尚书〗、〖礼记〗、〖周礼〗、〖仪礼〗、〖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指中国的正史,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 子:指诸子百家,及佛家、道家等典籍。 集:指各种文集,又可略分诗集、文集、杂集等。 这〖四库全书〗,近八亿字的规模,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遍读。那怎么办呢?这国学该如何学起呢? 其实,也别无他法,只能选其精华而学。但哪些是必学的精华呢?这本身也是个问题。 1923年,清华大学要派一批学生,出国留学,梁启超给他们,开列了一份,『国学入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中除『四书五经』外,还包括诸子、史记、李太白诗集等二十余种。 钱穆后来觉得,这些书目对于现代人而言,还是多了。他认为,有七部书最能代表中国的精神,为现代中国人所必读。于是,他也开列了一份简单的书目,具体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其中,儒家占四,道家占二,佛家占一。 梁启超、钱穆等人,开列国学必读书目,其实有些画蛇添足。 〖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分,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经』的地位最高,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的字数不是很多,整个儒家『十三经』,不过六十余万字。 『经』,在原则上,是所有读书人的优先必读之书。但在实际中,有很多人认为,它还是过于庞杂,不适合所有读书人去读。 怎么办呢?在古代,这『十三经』,还可以浓缩,浓缩为『四书五经』。『四书五经』,也就只有一、二十万字。 在现代,『四书五经』的内容,对于我们这些对传统文化完全陌生的人而言,可能还是有些多了。 怎么办呢?其实,四书五经还可以再浓缩,浓缩为『四书』+孝经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大陆人,要入国学之门,最好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等读物,以开蒙,与打基础。然后,再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以理解儒学的精髓。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国学,核心应是学『四书』+〖孝经〗。等有了余力,再学五经;再学老子、庄子、坛经及古代诗文等。 这是一个基本的,学习国学的入门之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