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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只是训诰之辞，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说『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所述卫武公箴儆于国，使得『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被称为『睿圣武公』。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这一倒行逆施显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
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可算是公卿列士献诗以补王政的一个实例。现存〖诗经〗中西周诗歌有主名或能落实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作，且都可以作为谏言来理解，证实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可信。
现传本〖诗经〗中有诗歌就是谏言的内证。如〖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云『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不仅这些『刺』诗是谏言，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如祭公谋父谏穆王的〖祈招〗诗就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提示，我们一定以为是颂美诗，不会认为是谏诗。再如，〖大雅·卷阿〗有云：『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一首地道的颂美诗，然而，〖诗序〗却说：『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反差，关键是对于谏言的理解。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对成王颂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诗篇均可这样理解，祭公谋父的〖祈招〗、召康公的〖卷阿〗诗也可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如〖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解释颇为透彻。这里虽是对〖风〗的解释，但其精神也适用于〖雅〗和〖颂〗。
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谏制度除有采诗、献诗等制度安排外，还有献书的制度安排。邵公所云『史献书』，师旷则云『史为书』，强调是史官之职责。而『史献书』和『列士献诗』一样，其实都是周代言谏制度的题中之义。
今传本〖尚书〗有『王命作册』『大史秉书』的记载。〖尚书〗乃上古之书。周代史官有记录周代时事之责，但是他们为何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呢？〖尚书·周书〗载周公和成王亲自到洛邑视察和督促洛邑的营建，周公告诫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代史官之所以要记录整理〖虞书〗〖夏书〗〖商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逸周书·史记解〗记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将前代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为鉴戒，『朔望以闻』，便可以印证周公所倡导的这种『史鉴』已经成为制度，并对周代社会政治产生了实际影响。
春秋后期，诸子崛起，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老子本为『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为中心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谏言。孔子虽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识和学问来源于史，其编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责，也有以史为鉴之意；其一生活动都以政教为中心，〖论语〗开头两章即是〖学而〗和〖为政〗。晏婴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大臣，今传本〖晏子春秋〗也多为谏言。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个性，但『上说下教』却是他们的共性。尽管他们所进谏的已经不是天子而是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谏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仍然是与史官一脉相承的。
邵公谈『天子听政』时提到『百工谏，庶人传语』，师旷则云『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二者所述内涵基本一致。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批评意见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让天子听到更多意见，从而使政教更加系统和全面。
『谤』其实是一种政治谏言，是庶人对统治者执政过失进行的公开批评。由于庶人意见不能直陈统治者，故要通过『士传言』来实现。听取庶人谏言是古代传留的政教传统，周代只不过将其制度化而已。『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这些谤言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统治者，远古时是通过在庭中设谏鼓、在五衢设谤木，而周代则通过『士传言』的言论管理制度来实现。
在〖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真正作为由稗官所自出的小说家之小说应该首推〖师旷〗。文献所载师旷多次向晋侯提出谏言，无疑是其职责之内的事。师旷关于卫国出其君的意见便是明显一例。〖淮南子·齐俗训〗云：『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晋平公绝非明君，他之所以不罪师旷，是因为提供谏言是师旷的职务行为，即使他的行为有些失礼，也仍然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这也印证了言谏制度对于小说家之小说的重要影响。
当然，周代小说不局限于『士传言，庶人谤』，还包括『百工谏』。邵公谈言谏时提到过『百工谏』，师旷对晋悼公问时也引〖夏书〗『工执艺事以谏』为说。『工执艺事以谏』其实就是『百工谏』，即所有服务于君主的『百工』都有言谏之责，这也是周代言谏制度的一部分。上面所说师旷之谏自然属于『百工谏』的范围。然而，『百工』并不限于师、瞍、瞽、矇之流，也包括君主身边的所有其他服务人员。〖左传·昭公九年〗便载有晋膳宰屠蒯进谏的史实，可谓『工执艺事以谏』的实例。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人数众多，分工细致。在周代『百工谏』中最出名的是乐官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中言谏活动最活跃的除了大师，则数俳优。
在中国，君主使用俳优有悠久的历史。据说西周成王便喜欢俳优，东周时期的俳优相当活跃。〖韩非子〗的记载证明俳优在周代尤其是在东周不仅为君王所喜爱，而且能够参与政教活动。俳优的政教活动主要是进行优谏，〖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优孟、优旃向君主或公卿进谏的事例。他们的谏言多为『偶语』即『偶俗语』，这些『偶俗语』后来也被称作『俳语』，体现了俳优的基本语体风格。俳优虽有不同类型，但都是『百工』之列，被纳入周代言谏制度之中，他们自然是可以参与政教活动和进行言谏的。
周代小说是随着『百工谏』的制度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成熟形态出现在春秋后期，故早期小说带有春秋后期的时代特征，它植根于世守其职的周代王官文化传统，受到言谏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在注重生活化和娱乐性的同时，仍然将政教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作者以『百工』为主，大师和俳优是他们的主要代表，师旷则可视为古小说家之祖，而俳语、偶俗语则是小说的典型语言。周代史书和子书中掩藏有一批小说的成员，〖逸周书〗〖左传〗〖国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载小说甚夥，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和刘向的〖新序〗〖说苑〗中的许多篇章，江苏连云港尹湾西汉墓出土简书〖神乌傅（赋）〗、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相马经〗、北京大学收藏汉简〖妄稽〗等，应该都是它们的后代。
（作者：王齐洲 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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