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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不仅推动了秦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字统一局面横亘了整部中国史。
● “行同伦”，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为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提供良好的氛围。
● “车同轨”，用发展辩证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是政治的一种延续，表现为交通之政的统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为代表的政治上的统一。
自嬴政一统六国始，古代王朝多以儒家经典《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弥合不同人群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并借以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历史上经历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统一时期，也经历过春秋战国、六朝、五代等分裂阶段，而始终保持国家之统一和文明之延续，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念和举措有着重要关系。今据时人对三者逻辑关系的理解习惯，试将次序调整为“书同文”“行同伦”和“车同轨”来逐一论述。
“书同文”，即语言文字的统一。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人类的文明期“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记录的创作开始”。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指出，团结的源泉“是要追溯到既往的”，而“惟有本族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语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纵观古代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秦王朝无疑是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嬴政不仅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彻底结束了自东周以来各国纷争、分裂的局面。如果只看到秦二世而斩、王朝生命期仅有十五年便轻视其制度意义的话，那恐怕是犯了历史短视症——因为随之出现的两汉王朝长久兴盛四百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晋书》所言“汉承秦制”。秦制是历史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不止影响了对于汉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制，且持续影响至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嬴政统一六国文字，不仅推动了秦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字统一局面横亘了整部中国史。其意义之巨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文字统一，不仅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了基本的条件，而且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以宣扬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荣。如西晋灭亡后，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政权以及与宋并存的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如此。文字不同，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就会变得困难，隔阂在所难免。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书同文”，历代统治阶级都下过大力气，其目的不仅是使汉字成为书写统治意识的载体，也成为规范有序且又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其间、乐而传播之。仅就书法而言，论源流，有真草隶篆；论章法，有揖让进退；论结体，有颜柳欧苏……看上去五光十色。其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法艺术中，是有各种或有形或无形的方向指引与规范的：从秦王朝开始，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就已经成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今存的泰山、琅琊台、峄山、会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见其端倪；两汉随着简牍、帛书以及西晋以后纸张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不仅兰台、石室、广内等藏书增多，而且随着官学和私学的渐趋发达，书法变得更加规范标准，隶书讲究波磔方折、蚕头雁尾，草书也有章草、今草之别；南北朝时期楷书、草书、行书均大为发展，钟繇、卫瓘、陆机、右军父子，每个光辉夺目的名字背后，都有一种新规范的诞生；唐及武周时期，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都酷爱书法，甚至专设书学，讲授《石经》《说文解字》《字林》等，在艺术繁荣现象的背后，规范文字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至于有宋一代书院盛行，蒙学教育要求儿童习字“一笔一画、严正分明”，明清时期甚至要求“砚无积垢，笔无宿墨”，其文化规范性意义不言而喻。
“行同伦”，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人口比例的科学适宜。中国相对强盛的朝代，均较注意人口的管控制度，而管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规模的移民。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四大时期，都有较稳定的边疆政策，这些政策或强调高压、或强调羁縻、或强调团结与和亲，又或者是将几种政策结合在一起。以秦王朝为例，为了控制和抵御北方匈奴人，秦始皇派兵30余万攻取“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以南地区），并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修建起万里长城；为了开拓岭南，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派兵50万攻打五岭以南地区，使得秦王朝版图扩展到今越南中部；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区域，又向这些地区派驻了大量的政治（七科谪）与军事性移民。西汉武帝以后继承秦王朝对外用兵政策，一旦开拓了新疆土，立刻派出大量军事性移民，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屯田。实际上，汉代的军屯，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如汉武帝时期采取招募制，将征调单一士兵的军事戍边制度，改为从内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招募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屯边，同时，国家颁行免税、全家供应粮食、免费提供医药和安顿户口等一系列政策以安抚被招募农民。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引领下，汉王朝曾七次成功地完成了向西北边郡大规模移民实边，其中公元前119年一次性将中原地区的70多万平民迁往陇西、北地、河西、上郡等，且这种人口迁徙政策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匈奴南北分裂以前。西汉时期募民屯田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在某些重要区域改变定居移民与边民比例的做法，以后的隋唐、两宋及明清时期都继承了这一做法，使得各朝在中央政权安定的情况下，同时也保持了边疆的安定与发展。此外，移民也确保了边疆地区汉文化的发展：秦汉王朝把商人、犯罪官吏等发配到今广东、广西、四川、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不仅传播了中原文化，发展了地方经济，强化了国家政权在边地的稳固，而且也通过中原移民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的民族融合；中原人特有的姓氏在边疆留下来，有些成为当地的大姓，比如韦、黄、梁等姓在广西就长期大量存在。
在人口比例科学适宜的基础上，“行同伦”的文化浸染作用迅速直接或间接地发挥出来。秦起于周原，用的是周礼，汉承秦制，中原文化以礼为内核，《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从饮食开始，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礼仪的一致性的结果，谓之“承天之道”可能言过其实，但谓之“治人之情”则是一语中的。因此荀子说：“人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等节庆礼俗，背后隐藏的是农耕经济下农事集体劳动的动员令，民众在这样的劳动中凝结成的情感皈依和劳动情谊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从历史上多次大移民的后果看，其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物资与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更在为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提供良好的氛围。
“车同轨”，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古代的交通实际上是政治的一种延续。“车”在当时不仅仅是先进交通方式的代表，“车同轨”还表现为交通之政的统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为代表的政治上的统一。许嘉璐认为“两轮之间的距离为轨”。车轨相同则车辙也等宽，车同轨实际是道路标准化的一个措施。这种标准化，使得秦王朝耗时十年，形成了以驰道为主、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全国交通干线，适应了其全国范围内土木工程、军队调动、邮传驿递、情报传送等的大量需要；此外，其北通九原的直道，也是可圈可点的国防工程。虽然秦王朝并未因此而巩固其统治，但其速亡，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善于利用其交通便利条件的结果。再以古代西域为例，先有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后有公元前121—公元前104年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之后西汉国家才开始在天山南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直至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从而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均始于交通。同理，东晋以后丝绸之路的阻绝，也曾影响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到了隋朝，先有炀帝即位之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武威发展与西域的互市，后有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境内）三郡之设。公元7世纪初唐朝代隋而兴之后，先是伊吾城主率所属七城交通唐朝，后是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诞生。《册府元龟》讲述“怀柔远人”的羁縻制度时，记载有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所颁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这也进一步道出了真相：“车”所借代的古代交通，实为民族发展史上政治统一的重要一环。
不难理解，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首先始自交通。即以南方土着人群而论，虽因山川险阻，与中原人之间的同化进程甚缓，譬如以今日疆域视之并不特别靠南的湖南，是经秦汉、隋唐四代中央王朝的开拓，至宋朝熙宁年间才彻底安定下来。细思原因，不能不说它实际上与秦朝“灵渠”和隋朝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秦朝沟通湘江和漓江“灵渠”，秦王朝就不可能以今湖南为跳板而迅速统一两广地区；如果没有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就不会先有“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而明清时期也难以出现长江中游地区“两湖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运河的开凿可以视为是水上“车同轨”的重要形式。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使得古代都城成功地实现了由东西迁移变为南北迁移的改变，更使得中原移民与南方人的融合途径从此打开。
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不断演进的，“易”是常态。中国人口史、移民史告诉我们，“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度政权治理难题，因为三者都趋向于一个目标：融合。最初是黄帝与炎帝部落在中原地区的融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础；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戎、狄和东夷与中原人的融合，又为秦汉王朝的400余年兴盛奠定了基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能够与中原汉人融合，也是隋唐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宋元时期西夏、金人、蒙古人和宋人的融合，又为明清时期国家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到明清时期，中国境内融合的局面和人口分布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
（作者：高凯 赵鹏璞，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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