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非议,郑和远航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何况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代价或忧患。现在阐述郑和远航和世界联通的前因后果(节选)。 (一) 中华文明派生『子文明』和『对立物』(阴阳运动的矛盾体的对立面)——『文明的天敌』。后者之最是两个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游牧铁骑)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西洋东洋)。除了都是寄生于文明母体而弑母之外,两者又是因果关系,即蒙古征服成为一座桥梁,促进中国文化与技术向西传播,其结果却是『激活』西洋这个近现代的世界性的战争源。质言之,欧美文明与『蒙古征服、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同源、同构、同结果。 蒙古帝国 横跨欧亚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欧洲在其玩火自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把海洋霸权转交给了美国;后者如果还不至于毁灭地球的话,将会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宋明之际,中国经济与科技经历了快速发展,西方学者说,这是世界近代化的前奏。但就当时中国来说则是:越来越遇到生态压力和地理瓶颈,发展的反面压倒了正面,于是转化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由此,文明的内在张力向外推动『战争与和平』,终于通过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打通了『全球天下』,结果怎样?中国面临着空前无比的、而且最致命的忧患!但这或许就是易经式的『正道沧桑』——『先否后喜,大明终始』。 「坤舆万国全图」——大明帝国的世界地图 祸兮福依,福兮祸伏。宋朝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只是暂时有利于中外的和平生活,不久便加倍地资助了『文明的天敌』,并且提升欧亚草原对农耕民族的地缘战略优势,从而胡骑驰骋,长驱掩杀,犹如狼入羊群。 游牧铁骑明朝向外开拓,尚未弥补巨大花费,则已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亚欧大陆两端的岛屿和半岛的『海洋地缘』开始被提升起来,中国近海辐聚中外海盗,必将引来那极具潜力『海洋暴力』。应该说,从那以后到21世纪初,在这个『技术时段』,大陆海疆则是战略逆境。 明朝打通了『全球天下』(1405—1433年),但它却沦为全球化的首个牺牲者,这是因为:明朝未能解除草原暴力(胡患),却又招致来自海洋的忧患,更严重的是三面受敌——加上内部农民起义,这也是和打通全球天下有关。由于世界联通,美洲的红薯和玉米等物种进入中国,适宜生长于生态脆弱的山坡干地(西方学术界称为『哥伦布交流』)[1]。这样做,眼前缓解人口与生态的压力,百年后则加倍报应;[2]以致明末西北地区连续25年旱灾,[3]这是闯王灭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哥伦布暴力征服美洲 (二) 再谈一谈『打通全球天下』的负面: 技术西传和世界联通,海洋代替草原成为『暴力驰骋』的捷径,而使中国富裕地区暴露在血盆大口之下。 基督教西方首先『妄动起来』(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四大发明,宗教失控,人神火拼数百年,生灵涂炭;在其获得『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之后,又在『选民与异端』的名义下灭绝美洲土著;还有在中国传教,而引发太平天国战争。 传教士在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爆炸』,这也与世界联通有关,那就是美洲物种在东半球的蔓延。如前所述,明朝的『报应』:全国垦山,水土流失,天灾人祸,导致农民战争,死人几千万,改朝换代。美国历史学家克罗斯比从生态视角称之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他说: 为了眼前的方面,我们劫掠了将来。『哥伦布交流』留给我们的,不是更丰富的、而是更贫乏的基因库。由于哥伦布的『成功』,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4] 最后,联通世界这件事是人类史与生命史的『质变』,很可能也是尽头。人们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支持竞争与发展;幸遇天时地利(海洋地缘)的民族能够大有作为,绽放潜能。但那是『以空间换时间』,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现在看来,自从科学——工业革命以来,生物圈的寿命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被人为地大幅减少。康德说,不久将来会是『万物终结』;牛顿预测世界末日2060年;霍金纠正为从今往后两百年内的事。 (三) 老子『小国寡民』的寓意是,与其天下联通,连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地球村』同室操戈、一毁俱毁;还不如是『小国寡民,……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文化跟不上,冒然打通天下,犹如打开世界的『潘多拉盒子』,从而发生全人类的『原罪爆炸』,世界就不可救药了。所以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除非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而兼顾,那么,世界才有可能是安全的。所以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亦即,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现在看来,儒家文化是亟待扶正的。 汤因比:现代世界已在科技和经济上实现了『大同』,但在文化和政治上则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人类最危险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