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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與東亞共同體 文章來自：國際儒聯 【摘 要】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突出代表。儒家思想在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廣泛傳播，成爲東亞兩千多年思想文化發展的的主流,產生了很大影響。東亞共同體的構建，應著眼於經濟、文化、安全的一體化，拋開意識形態的差距，形成一個穩定的地區性結構和體制。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儒學；儒家思想；東亞共同體 正文 儒家思想是一個多元的思想體系，包括哲學、宗教、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藝術等方面的內容。儒家思想是東亞兩千多年思想文化發展的的主流。杜維明說："儒家傳統就是又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長河，從曲阜的涓涓細水，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爲中國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後來變成潛流。到了宋明以後，逐漸地成爲東亞文明的體現。"[1]儒家思想對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儒家思想及其對東亞社會的作用 兩千多年來，儒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先秦儒學，以孔子、孟子、荀子爲代表；第二個時期，從宋代開始，對儒學進行了創造性的重建，吸收、消融了佛教心性，主張"內聖外王"；第三個時期，即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東漸、傳統儒學受到巨大衝擊之下興起的，以恢復和確立儒學在現代生活中的主導地位。 歷經兩千多年，儒家的核心思想得到了傳承和光大。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色 儒家思想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重群體，重社會，以人爲本，以天下爲己任，關心社稷，群體意識強。人的存在及其文化創造是儒家關注的基本之點，強調人的問題高於一切，認爲人們之間有一種共同點，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孔子把人性解釋爲"仁"，孟子解釋爲"仁、義、禮、智"，荀子解釋爲"義"。提倡民本和忠君，子孝臣忠，以民爲邦本；尊重權威，強調對維持社會協調統一的需要。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論語·季氏】）"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第二，著眼倫理本位，重視道義原則，強調道德的價值和作用；強調紀律和社會秩序；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提倡自強不息、剛健有爲、積極進取的奮鬥精神。強調人的終極目的或人的價值就在於道德人格的自我實踐，並從個人道德擴及家庭、社會和國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孔子說："君子義以爲上"（【論語·先進】），"好仁者，無以尚之"（【論語·爲政】）認爲"仁"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標準。孔子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顏淵】）孟子進一步明確肯定人人都應該具有這種道德或價值。 第三，重視家庭，家族觀念強，"親親"與"尊尊"同體並用，由敬愛親人，而施仁愛於眾人，尊崇長輩。 第四，順應自然，謀求人與自然的合一、與自然界的"天道"融合，賦予自然以人文意蘊。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實現主客互融的"天人合一"。 第五，重視教育，把教育放到安邦定國的首要位置；尊重傳統，寬厚包容，多元共生和並存，等等。 第六，提倡"和爲貴"，宣揚"中庸"精神，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與社會和諧。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顏淵】）。 儒家思想重和諧。所謂"和諧"，是指不同事物、事物的各個部分、多種成分和平、諧調地共生，形成多元化、多樣化的有機統一。 （1）"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是生成萬物的基礎，並使萬物豐長。而相同的事物相合，則不可能產生新事物。【中庸】將自然之和表述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和"的狀態就是，萬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適度即爲"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使萬事萬物各得其所，尊重和保持自然的本來狀態，人們各居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才，逐步達到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太和"境界。 （2）"和爲貴"，"和而不同"。"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論語·學而】）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維護社會秩序的禮的運用和目標也在於"和"。"和爲貴"，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是治理國家、處理各種事物的準則。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有史伯回答桓公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濟。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要承認"不同"，在"不同"基礎上形成"和"（"和諧"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把"和而不同"作爲處理不同文化傳統之間關係的一條原則，通過不同文化的交往和對話，在討論中取得某種共識，這是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的相互"認同"的過程。在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允許差異、個性、多樣性存在的"和而不同"，是待人處事的基本態度。求同存異，相互認知、相互理解，尋求共識。 （3）追求內心的均衡與和諧。主張將私心升華，弘揚利他的愛心（公心），制約與導引私心，實現"兩心調諧"，"致中和"，"與天地參"。 （4）謹慎把握"度"，遵守中庸之道，做到無過無不及。講究審時度勢，把握分寸，"允執其中"。尋找矛盾雙方的平衡點，順利化解矛盾，達到"中和"。 儒學與東亞價值觀 楊國榮指出："儒學在其衍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價值體系，它以善的追求爲軸心，並具體展開於天人、群、義利、理欲、經權以及必然與自由等基本的價值關係，其邏輯的終點則是真善美統一的理想之境。""儒學內含的價值體系在長期的文化演進中，已逐漸滲入於日常的文化心理及行爲方式之中，不過，在日常心理的層面，儒家價值觀的體現總是帶有自發的特徵，只有在儒家思想的經典文本中，其觀念體系才得到了自覺的、系統的闡述。"[2] 東亞文化價值觀受儒學影響而形成，突出特點是"全體大用，圓融和諧"，具有多元複合性、親和力和凝聚力，也具有因時順變、不斷更新的特性，具體表現爲：多元並存，兼容並包。東亞文化豐富多彩、多種因素並存，既有以政治、倫理爲本位的儒家價值觀，也有講究順其自然、清淨無爲的道家價值觀，還有宣揚一切皆苦、人生皆苦的佛教價值觀，等等。善於學習，凝聚力量。重視教育，善於學習，不拘一格吸取各種文化精華，使東亞既能夠廣泛學人之長，爲我所用，不斷充實和完善自己，又能夠保持自己的個性特色，使文化始終具有巨大的內部親和力、凝聚力。注重和諧，持道中庸。和諧觀在東亞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決定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和行爲。這種價值取向有助於社會的穩定和有序，有助於增強社會的親和力、凝聚力，有助於緩解可能存在和突顯的各種矛盾和衝突，有助於避免因爲矛盾激化、激烈對抗而導致的社會動盪。求實順變，不斷更新。因時利導，隨時變易，造就了東亞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主體活力。順應而不是抵禦歷史大勢，求實唯實而不務虛名，使東亞文化能夠爲謀求民族的生存發展提供最大的可能性空間。 儒家思想長期在中國的思想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維護了社會的秩序，維繫了人與人的關係，對社會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對東亞復興的意義 20世紀，東亞一些處於儒學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在不斷反省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維護東亞文化基本價值的同時，學習、吸收西方優秀的文明成果，用以振興東亞。儘管走過一些彎路，付出過沉重的代價，通過總結經驗教訓，不斷超越自己，融會東西文化，加以揚棄，這才是理性化的做法。目前東亞儒學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如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台灣），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是全球經濟發展最有活力和最有競爭力的地方，儒學文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根據牟鍾鑒的總結，就儒學對東亞復興的推動而言，主要有三點： 第一，自強不息、剛毅不屈的精神。孔子說："匹夫不可奪志"，"勇者不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易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儒家重視人格的獨立和尊嚴，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教育出無數的志士仁人，支撐著東亞社會的正氣，使東亞社會走向振興。 第二，仁愛貴和、敬業樂群的精神。儒家從仁道愛眾的精神出發，主張社會和平與人際和諧，追求民族和國家的穩定、團結及民眾的安居樂業，反對國家之間的不義戰爭和欺人霸道，也不贊成內部的壓迫和爭奪。孔子的思想以忠恕之道爲基礎。"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即關心人、幫助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體諒人、尊重人。這是社會道德的基本原則，也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孟子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謂"人和"，就是內部團結、步調一致。【易傳】提出"保合太和"的理想境界。【禮運】追求大同世界，特點是天下太平、社會富足、道德優良。儒家這種友愛和諧的思想成爲東亞民族群體的追求。 第三，厚德載物、兼收並容的精神。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觀，承認事物的差異性，主張多樣性事物之間平等共處，和諧互補。【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易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應像大地一樣，胸懷寬廣，容納各種各樣的事物。"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類文明的發展，在前進中保持差異，在差異中又可以溝通，在文化上應百家爭鳴。儒家多元寬容的文化理念成爲支配中國文化發展的主導性原則。佛教文化圈與儒家文化圈重疊在一起，成爲東亞人的兩大精神支柱。近代，東亞吸收了西方文明。特別在20世紀後半葉，東亞國家引進西方市場經濟機制和先進科學技術，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接軌，取得了飛速發展。這是東亞社會第二次與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儒學中確有與現代化牴觸的成分，但從深層次說，東亞社會現代化之快速與東亞文明中博厚悠遠、善於吸收的傳統是分不開的。 儒家思想文化中還有許多長處，可以推動現代化事業，如注重家庭倫理和社會公德，主張用德治和禮治補法治之缺失；重視教育和人才培養；倡導經世致用，義利統一，開源節流，富民貴民，等等。這些優良思想傳統在東亞社會轉型中發揮積極作用。儒學正在成爲東亞各國之間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精神紐帶，成爲東亞人一種共同的文化語言，成爲東亞價值的代表。[3] 在爲現代化過程提供合理的價值范導方面，儒家價值體系蘊涵著多方面的資源。在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努力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儘可能避免或限制由不適當的價值導向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儒家價值體系也可以提供某種參照。 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文化傳統形成了以仁義爲內在基質、以禮樂爲外在儀軌的特色。儒家思想也有一些局限性。 概括起來主要有： 第一，重人倫輕自然，重人文輕科技。由於儒家傳統的影響，長期以來，表現出一種重人倫輕自然、重人文輕科技的傾向，以人爲核心，片面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而忽視了對自然界本身的認識和改造。未能把社會與人分開，更未把社會與整個自然界分開，而沒有發展起嚴密邏輯結構的理論，多是思想性內容，而不像西方那樣形成學術體系。 第二，儒家思想強調"經世致用"，追求知識的實用，影響了對自然、對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難以形成客觀的知識。傳統思維方式注重直觀性，注重籠統的直觀的領悟，具有粗糙性和封閉性，忽視思維的理論性、精確性、抽象性，形成墨守成規、自我封閉、不思創新的思維慣性。 第三，中庸取向價值觀和保守傾向。"知足常樂"、"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爲人先"等保守思想對人產生了消極影響。儒家思想以求同和尊古爲基本價值導向，如明哲保身、封閉保守等，不利於創新、超越和發展。 第四，"尊經注經、論資排輩"的文化意識，權威統治和遵奉心態，無助於形成一個培育個人創造力的社會環境。重群體、禮教，輕個體、自由。 儒家思想在整體價值取向上重"道"輕"器"，強調"經世致用"，而忽略理論的可操作性。這對社會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因而，需要弘揚儒家思想的積極方面，擯棄消極因素，在借鑑、利用的過程中有所選擇和過濾，因時順變。 二、儒家思想在東亞的傳播 東亞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東亞文化圈也可稱爲漢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指以中國爲核心，包括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等東亞國家在內的，使用或曾經使用漢字，承襲漢文化的跨地域性文化地理單元。[4]古代東亞文化圈孕育於公元4、5世紀，形成於8世紀。東亞文化圈的基本要素爲漢字、儒學、中國式律令制度與農工技藝、中國化佛教等。這些要素給東亞諸國的語言文字、思想意識、社會組織結構、生產力發展水平以深刻影響，主導了東亞各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生活。 中華文化是歷史上東亞文化圈的原生結構，對東亞文化圈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很大影響。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突出代表。 戰國時期，儒、墨、道、法、名、陰陽、縱橫百家爭鳴。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術。兩漢時儒學盛行，並逐漸定於一尊。六朝隋唐時，儒釋道並舉，有時釋道居先。宋以後理學對社會上層的意識形態曾長期起支配作用。理學以儒爲表，釋道爲里，熔三者於一爐。近代以後，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儒學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學一直占有主導的地位，儒道的結合構成了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核。 在儒、法、墨等哲學思想薰陶下形成了中華民族剛健有爲、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就是【易傳】所稱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剛健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如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這種精神一直激勵著中華民族奮鬥不息。 中華文化的認同力和適應性都很強。認同，使中華文化具有內聚力，保持自己的民族傳統，歷千年而不衰；適應，則使中華文化順應環境的變遷，不斷調整發展的軌跡，適時應變，與時俱進。要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改造其不足和不適應時代要求的內容，創造中華民族新的文化。 儒學對韓半島和日本的影響 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學對韓半島和日本的影響尤爲突出。韓國學者全海宗指出："給韓國影響最大的中國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學、政治制度--包括科舉制度和教育制度--和生活倫理）和通過中國傳來的佛教。韓國從不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5]"儒教思想成爲韓國的政治、思想、倫理、教育、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甚至比中國更趨於形式化和禮儀化。"[6]韓國學者李瑞行指出："韓民族從上古時代的很早時候起就與儒教建立了聯繫，這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質的調整及確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是非功過很難評說，但對韓國人形象的確立是有著很大貢獻的。"[7] 公元前4世紀衛滿朝鮮和漢四郡時代，集孔子思想之大成的儒學思想部分傳到韓半島。正式接受並應用孔子的經學思想是在三國時代。[8]三國時期，高句麗首先接受中國文化。百濟從海上與中國通航，使儒學傳入，於公元4世紀設立大學。新羅是通過高句麗和百濟傳入儒學的，於7世紀中頁開始設立國學。統一新羅時期，儒學被定爲"國學"，9世紀末設立讀書出身科，以論語、孝經、禮記、春秋左氏傳爲考試的範圍。 元朝時，朱子學傳播到了高麗。最先傳播朱子學的是安王向，他到元朝的燕京接觸到【朱子全書】，他從中國要來孔子和七十二賢的畫像及祭器、樂器、經史等文獻，在國學上設立瞻學錢，自己成爲經史教授導監師，爲復興唐宋儒學打基礎。白頤正在燕京10年，潛心研究程朱理學，回國後，向李開賢、朴忠佐等傳授。 15世紀，朱子學成爲朝鮮的統治理念。李氏朝鮮設立成均館和五部學堂，講授儒學。16世紀中葉，著名儒學學者李┆晃（退溪）、李珥（栗谷）等發展了朝鮮的朱子學。朱子學支配朝鮮學術界500年。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和生活哲學一直影響著韓國，已經滲透、紮根於韓國社會之中，尤其體現在教育、禮儀等方面。同時，它在韓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現代韓國社會，儒教雖然沒有過去享受的傳統的特權地位，但悠久的儒教傳統已成爲人們的行爲和習慣，如熱愛國家、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保持禮儀、關心他人，這些精神和態度仍然在韓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日本古代文化最早是狩獵採集文化，源於中國長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傳入日本後，進入農耕文化階段。日本學者木宮泰岩指出："秦人、漢人對於日本精神文化所起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他們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以漢人數千年來的文化爲背景，具有極爲複雜的內容；他們帶來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還有陰陽五行以及讖緯的思想。通過他們，加深了日本語言的內容，豐富了日本國民的思想。"儒學東漸日本，源於兩漢，興起於唐宋，盛於明清。儒家經典在日本的流傳，起初是漢唐註疏，其後是宋學。儒學的傳入，促進了日本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公元285年，百濟學者王仁攜帶【論語】十卷等去日本。公元6世紀中葉，五經博士段揚爾、漢安茂、王柳貴等先後東渡，日本人開始系統地學習儒家典籍及其思想，特別受到日本貴族的重視。公元603年聖德太子進行政治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階"，按中國儒家的德、仁、禮、信、義、智的順序排列。公元604年，由聖德太子親撰的【憲法十七條】，試圖按照儒學思想建立理想的封建秩序，其條文用語多出自中國諸子百家，可謂集漢籍之大成，成爲古代日本文化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的一個典型。總的精神是"以和爲貴"、"君尊臣輕"，體現了以儒家精神作爲貴族官僚的政治、道德規範的意圖。公元8世紀初，頒布【學令】，規定在大學或國學推行經書教育，以【論語】、【孝經】等爲必修課。公元1276年，中國儒生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9]。鎌倉時代（1185-1333年），有學問的世襲學者都出自博士家，由學問僧和渡來僧輸入【宋學】（朱子學）到日本。到德川幕府時代，朱子學、陽明學、實學都得到發展。朱子學通過朝鮮的"退溪學"對日本產生了很大影響。德川中期，荻生沮徠著有【辨道】、【辨名】、【論語征】等，對儒家古典進行解釋和體系化，發展了以禮爲中心的儒學學說。德川幕府奉朱子學爲惟一正統聖教，嚴禁"異學"。江戶幕府時代（1624-1867年），日本的朱子學成爲"官學"，納入學校教育，在各藩的學校中教授儒學，出現了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儒家學派。各級學校以儒家經典爲教科書。一些武士和官員爲有儒家修養而驕傲。幕府時代，日本統治階級爲了加強中央集權，把以宋明理學爲代表的儒學中的尚武精神與忠君、孝道等思想與日本社會中傳統神道觀相結合，在日本培育了武士道精神，突出忠、義、勇、禮。 17世紀中期以後，日本出現陽明學。中江藤樹之後，大致分爲"存養派"和"事功派"。"存養派"是與中國陽明學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強烈內省性格的"德教派"。"事功派"吸取了陽明學中突出"自我"的"心理合一"論、"自尊無畏"的"良知"論，以及強調"誠意"、"篤行"的"知行合一"論，力求使主體通過能動的道德修養過程完成自我人格的復歸。這種思想爲衝破陳舊觀念、爭取思想自由、瓦解封建體制、促進明治維新、發展資本主義，起了積極作用，也爲武士階層崛起以及日後軍國主義勃興埋下了伏筆日本儒學更注重多元、包容和融合。在江戶時代，林羅山主張"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無差等"，"神道即理也"，以朱子學之理改造和取代日本的神道，實現神儒合一。明清時期，由於中日兩國學者的頻繁接觸，大量漢文書籍的東傳，儒學各流派學說傳到日本，對日本思想界及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清初，中國大儒、明朝遺臣朱舜水移居日本，講學授道，很受朝野歡迎。"贊儒道大美，頗有朝聞道夕死而可之意"[10]。通過日本儒學大師石田梅岩等發起的社會教化運動，把儒家精神內化爲日本民眾的普遍道德原則，儒家思想深入滲透到日本民眾的行爲、觀念、習俗、信仰、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心理結構之中。 三、東亞共同體的建設 現代東亞概念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兩部分。東北亞有5個國家，即中國、朝鮮、韓國、日本和蒙古；東南亞有11個國家，即東協的10個成員國和東帝汶。 在東亞經濟發展和地區化進程中的發揮作用的文化因素更多地來源於傳統的東亞文化，而不是現代的東亞文化，是局部的東亞文化，而不是整體的東亞文化。現代意義上的東亞文化圈或東亞共同體還有待構建。 對於東亞（或東北亞）地區體系，許多學者進行過多年的研究。如日本學者崛敏一的"東亞世界體系"說，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說，藤間生大的"東亞世界"說，森島通夫的"東北亞共同體"說；韓國學者全海宗的"朝貢制度"說，羅鍾一的"東北亞文化共同體"說；中國則有大陸學者何芳川的"華夷秩序"說、宋成有的"三足鼎立"說，香港學者黃枝連的"天朝禮治體制"說，台灣學者張啟雄的"中華世界帝國體系"說、高明士的"天下秩序"說，等等。[②] 東北亞文化共同體 韓國駐日本大使羅鍾一博士提出努力建構東北亞"文化共同體"，認爲東北亞地區共同體是最具可行性的文化共同體，形成該文化共同體必須具備幾個前提條件：第一，以文化共同體的形式推進，以文化產業打造共同體的基礎。第二，不應該局限於少數精英，而應有大眾的參與。第三，在計劃和執行上要力圖使文化成爲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包含文化的質量和市場性含義。第四，它不應該具有封閉的或區域利己主義、文化優越主義的性質，而應該成爲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和受益的地域性的同時也是世界性的事業。[11]（P11） 韓國獨立運動的先驅金九曾倡導"四海同胞主義"。他說："我所企盼的民族事業，決不是用武力征服世界或支配經濟力量。我所要做的事情只是以愛的文化、和平的文化，使我們得以更加美好地生活，讓全人類和諧美滿地生活。""文化的力量是我希望的惟一沒有局限的東西，因爲它會使其他人和我們同時得到幸福······"他主張將霸權競爭轉換爲"共同體"秩序，韓國要以不同於大國的行爲方式爲形成更好的秩序做出貢獻。 安重根曾在日本上升爲地區霸主時期主張通過韓、中、日的合作實現"東北亞和平"。其要旨是三國在維持獨立狀態下團結一致的"亞洲連帶主義"，就是東北亞各大勢力的和平戰略，三國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克服"西勢東漸"的危機。"韓、中、日形成同盟，主張和平，相互協助，逐漸成爲開化的地域，由於九州和世界各國一道爲和平做出努力。" 羅鍾一認爲，文化意味著共同積累的一定業績或成就以及具有一定傾向性的價值體系和溝通手段。文化是生動的、變化的、公開的體系，但同時它又是形成任何共同體都必不可少的上層建築。文化在今天的地位已經不亞於政治和經濟。 在東北亞，具備了縮短距離、形成文化共同體的絕佳因素，那就是在悠久歲月里積累下來的共同的文化遺產。東北亞地區國家雖然在不同時期有所差別，但是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有著更加密切的文化共同體關係。起點是一千多年前的唐、新羅和平安時代。後來14世紀後半期的明、15世紀初的朝鮮李朝和17世紀前半期的日本德川時代，爲對抗地區外部影響而採取的鎖國政策導致了地區內部交流的停滯。雖然有過這些起伏，但這一地區仍是知識分子擁有的共同領域。到了19世紀，在西方文化的壓倒性優勢下，這種局面才遭到破壞。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一地區已成爲擁有共同的文化遺產、最快地學習和接受西方，並且良好地加以運用進而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的惟一地區。[11]（P10） "亞太盆地"共同體 日裔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提出"文化國際主義"的概念，指國家之間文化因素的交往，例如通過教育、文化交流、分享電影與音樂等；國際主義意味著各國走在一起，共同進行某些形式的合作，通過文化交流促進合作和理解。通過強調這一方面，可以幫助建立一個更加有序的國際秩序。 他認爲，建設一個排外性的亞洲國家共同體是錯誤的，不應將美國和一些拉美國家排除在外，可以成爲一種跨太平洋的共同體，稱之爲"亞太盆地"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要擁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同時不排除多樣化，對多樣化要寬容。如果可以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這個國家共同體就將有旺盛的生命力。[12] 東亞價值觀的建設 在全球化時代，弘揚東亞傳統文化價值觀，必須在繼承的基礎上改造、創新，建設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價值觀體系。 第一，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建設具有包容性、多樣性、個性化的東亞價值觀。 要堅持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的原則，學習、吸納一切先進、合理的文化資源，建設具有包容性、多樣性、個性化的東亞價值觀，並進而影響、滋養、培育全球倫理、普遍價值，使之成爲進步、寬容、包容、多樣、順變的文化價值觀。 第二，在民主政治方面，強調個人對國家、社會的責任與義務。東亞有"民爲本，君爲輕"之類民本思想，強調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以集體、群體利益優先的傳統。如在韓國、中國香港和台灣、新加坡等，以"忠"、"孝"爲基礎，用家族集團主義模式管理企業，重視企業的凝聚力，培養員工的集體責任感和事業心。在全球化時代，需要建立觀察和處理全球問題、謀求人類共同發展的合作方式。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和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服從全球利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觀，對培育全球倫理、普遍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在法治和道德方面，遵守社會規範，充分發揮儒家以禮爲核心的道德調節作用。儒家價值觀中，"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規範和要求，也體現了一個人的修養和境界。不僅人與人之間以"禮"待人、以"禮"服人，民族和國家之間也應該禮尚往來，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避免磨擦與衝突。 第四，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持義與利之間的平衡。東亞許多企業家成功地將儒家的義利觀運用於現代經營管理之中。東亞價值觀中的義利兼顧、平衡思想對於調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利益關係，化解各種矛盾，增加溫馨與和諧，具有積極作用。 第五，在大量衝突面前，持道中庸，尋求協調，追求和諧。東亞價值觀強調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強調可持續發展。在紛爭日重、衝突頻發的現代，東亞文化傳統中對人的觀念和行爲持道中庸、追求和諧的要求，對於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當前世界面臨著深刻的價值危機，具有悠久歷史和鮮明特色的東亞價值觀，可望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和滲透力，以濟世界文化之窮，助世界文化實現現代轉型，發揮更大的作用。[13] 在全球化時代，東亞價值觀必須實行區域自我整合。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著不平衡，有不少矛盾和衝突，但也存在著大量的共性和共同利益。 走向東亞共同體 東亞共同體的構建，應著眼於經濟、文化、安全的一體化，拋開意識形態的差距，形成一個穩定的地區性結構和體制。 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集團（EAEG）的構想。近年來，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正在迅速發展。 隨著當代東西方交通、經濟頻繁的接觸，信息的高速傳遞，東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已蔚爲當今時代的趨勢。東西方文明正在世界各個地區，特別是亞太地區匯合，並形成一種新的世界文明。東亞地區的文化復興會對世界上不同文化間的和平共處和可能的相互交融做出重大貢獻。 東亞地區的安全問題，包括領土安全、社會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方面，存在著許多爭端，必須求同存異，共同協商解決，更顯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必要。 東亞共同體，是東亞國家在一些共同的條件和共同利益下結成的高度一體化的集體和組織，以一定的歷史連續性和文化傳統爲基礎，以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爲前提，是一種積極的而富有創造性的整合體制。 東亞共同體分爲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三個層面，又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 按照貝爾巴拉薩的劃分，區域經濟合作從低到高分爲五個層次：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完全經濟一體化。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設也將大體沿襲這一順序，首先在區域內實現自由貿易，形成共同市場，實現單一貨幣，成立東亞中央銀行和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繼而出台統一經濟政策和法規，打破各種非貿易壁壘，組織內的企業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自由經營，商品、資金、技術、人員、信息能夠實現較爲充分的自由流動。 東亞政治共同體是指在擁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認識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政治集合體，建立東亞範圍內的政治公共領域。第一個層面是東亞社會共同體，即形成一個東亞公民社會，形成一種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強有力的基本規範並建立一套具有硬性約束力的基本制度的區域集合。多數成員首先認爲自己是東亞人，是東亞公民，其次才是某個國家的公民。第二個層面是東亞安全共同體，所面臨的共同安全問題既有軍事方面的，如來自外部的武裝性進攻的威脅，也有非軍事方面的，如政治動盪與合法性危機、種族和宗教衝突、金融危機、病毒和病菌的傳播、能源緊張、環境污染、恐怖主義威脅等。 東亞文化共同體建立在各種各樣的東亞文化和精神傳統的共同基石之上，在共同體內部形成了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東亞意識，其核心理念是對東亞的歸屬和認同。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打破和超出了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形成了東亞統一的文化市場。在充分保留和發展各民族的個性的同時，東亞人共有的情感世界、心理活動、審美意識不斷增多，願意更多地欣賞共同體內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產品，在多元社會文化的基礎上形成東亞文化整體。[14]要將東亞由一個地理概念上升到一種具有高度心理認同的文化概念，東亞各國之間需要加強交往，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心靈溝通和文化融合。 東亞各國需要著眼於長遠的發展戰略，運用政治智慧，建立完善的經濟合作機制，擴大文化交流，形成穩固的安全機制，增進理解和信任，互相協商，共謀發展。 結語 中日韓同屬"儒家文化圈"，有著大體相似的文化傳統、文化結構，人們有著相似的文化價值觀念、文化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也有很多類同。有必要通過互動、合作而相互提升，共同弘揚共有的文化傳統，共建具有全球視野和人類整體精神的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需要振興和推廣東亞傳統文化，保持獨立性，爲世界文化做出獨特的貢獻。 在文化轉型與創新過程中，東亞應加強交流、溝通與合作，探討東亞價值觀的新內涵，堅持自身文化的基本特質，吸收世界先進的文化資源，豐富東亞文化體系，使目前總體上尚處於分散、分離甚至相互對立狀態的東亞精神文化不斷超越民族和國家的局限，在多元性和多樣性基礎上相互接近和彼此兼容，發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多元共存的東亞新文化。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精神財富，如人文理想、和諧精神、民本理念等，將對東亞共同體的構建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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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①]林堅(1964-)，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碩士生導師，2005-2006年度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國際交流學者，主要研究科技哲學、企業文化、歷史文化等。 [②]參見[日]崛敏一：【中國與古代東亞世界】；安部健夫：【中國人的天下觀】，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藤間生大：【東亞世界的形成】，春秋社，1966；森島通夫：【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韓]全海宗：【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羅鍾一：【東北亞共同體的文化視角】，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4；何芳川：【華夷秩序新論】，載【北京大學學報】，1998（6）；宋成有：【東北亞國際格局："中韓日三國三足鼎立論"】，載【亞太研究】（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黃枝連：【東亞的禮義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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