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各省比例,及满清借此推行的苛捐杂税剥削（二）

承接庚子赔款各省比例,及满清借此推行的苛捐杂税剥削（一）

当时不少官吏的献策提出了“淸逋赋”、“核厘金”、“加捐税”、“丈田亩”、“查荒地”、“除中饱”、“汰浮费”、“裁额兵”、“兴农工”、“办垦务”、“振商务”、“修铁路”、“设银行”、“铸铜元”、“发银币”、“售公债”等等“开源节流”的办法。事实证明，淸政府的“节流”只是欺骗人民的空谈；所谓“开源”，实际就是加重旧捐税开办新捐税。当时各省直接在赔款的幌子下举办和加重的新旧捐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③。又加上淸政府举办各种“新政”和巨额军费开支，使捐税更为繁重。下面就各种旧税新捐的征收情形，加以概述：

原题 庚子赔款与淸政府的捐税剥削/刘克祥著

(一）田赋

田赋一直是淸政府最丰要的收入。筹措赔款，从田赋上增加的名目很多，有“规复丁漕折价”、“随粮捐输”、各种名目的附加征课，以及“淸丈田亩”、“荒地升科”和“提取盈余”等等。

淸政府的地丁与漕折一向征收银两，一般人民平时大都使用铜钱，农民缴纳丁漕，须将铜钱折成银两。折价由官府任意规定，各省府州县多不相同；但一般都高于当时当地的市价，有的甚至高出一倍以上。自从太平天国战争后期以来，银价下跌，铜价上涨，甲午战争前后，各省征税时铜钱折银的比价都略有降低。现在淸政府为了“有增赋之实，而无加赋之名”，相继恢复原来铜钱折银的高价，如安徽、河南地丁每两分别规复钱价三百文和一百文；江苏苏属地丁毎两规复钱二百文，宁属地丁每两加收钱一百文，漕粮每石提钱二百文；江西、湖北地丁每两规复钱皆一百文，漕粮每石规复分别为一西四十文和一百六十文。陕西规复旧有差徭，规定丁银每两收差钱四钱，除供差外，余数尽充赔款，1910年，其余数达40万两④。

当时银价不但没有上涨，还在继续下跌，淸政府规复丁漕原有的高额折价，实际就是加重农民的田赋负担。

除规复旧价外，有些省分更在田赋“正供”之外，加征各种名目的捐项。福建丁漕每两加征四百文，叫“随粮捐”；浙江丁漕每两加征三百文，叫“粮捐”；安徽丁漕每两加征二百文，叫“丁漕捐”；江西地丁每两加征一百文，漕粮每石征一百六十文，叫“按粮捐输”；四川每年更征亩捐100万网，几乎相当于原有地丁“正供”的一倍半，叫“赔款新捐”；新疆丁漕则不分本色折色，每石一律加耗羡银一钱五分，叫“田赋耗羡加捐”；江苏于1908年每两规复钱价二百文外，另加征二百文，叫“赔款钱”；山西每亩摊银一钱五分，叫“亩捐”⑤。这些田赋附加和亩捐征课，正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表现，同时也是财政混乱的表现。

③梁启超：《中国国债史》。《飮水室文集》卷二十四。

④上述材料主要根据《东华录》、《义和团档案史料》和1957年《经济硏究》第六期载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淸政府的外债》表六（下简称《徐文》）。

⑤上述材料除上引书外，四川部分根据彭雨新等著《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硏究》。

这样一来，各省田赋负担大为加重。四川自1901年起，每年摊派亩捐100万两，相当于原有“正供”1.5倍，加上原有的“津贴”和“常捐输”等名目，每年征银四百三十余万两，为“正供”的六倍有余①。陕西“因庚子赔款六十万金全数加入地丁，丁粮愈重，百姓久已敝困，民力愈形不支。……渭北各州县人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耕种者。”②田赋增收之严重，已至如此。

在摊派赔款和征收丁漕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和税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更沉重的负担。江苏规复钱价之二百文，加解黄、火工等耗羡，实征钱二百四十三文，泰县漕米一石，耗羡四百多文。安徽“田漕正供，向有堂规等费，此次（筹款）加征亩捐，仍照取规费，合计陋规冗费，约逾百万以外”③。江苏漕米每石市价只千余文，而官府收漕折价多至七千或八千文，农民实际负担增加七八倍之多。因此，“民间情愿以米交仓，虽以两抵完一石，亦在所不惜”④。安徽涡阳县，1902年至1903年间，银每两仅折钱一千二百文至一千三百文，而官府丁漕折价则为二千七百文，州县漕米正杂每石上解银二两零，征收时折钱六千五百文，合银五两五钱有奇，因此，有人叹道：“官缺之肥，无过斯时。”⑤福建莆田县地方，“应完地丁一两、勒纳制钱五千”⑥。

直隶地方，银价向为一千五百文左右，“宣统年间，每银一两，收京钱四千，外加学款京钱八百”⑦。诸如此例已足看出，农民负担成倍加重，不得生活；而各省府州县官吏却有一笔庞大的浮收盈余。淸政府只要地方丁漕银能如数上缴，不但对官吏的浮收中饱不予过问，且利用浮收中饱以“提取盈余，酌量归公”。1903年，为了练兵饷需，淸廷又下令“提取盈畲”，各省摊额达320万两⑧，幷且必须年年如数上缴。为了上缴这笔“盈余”，地方官吏又必然加倍向人民勒索。

丈甶淸赋也是当时淸政府筹款的重要手段。一到财政困难，淸政府就借口民间隐瞒地亩，必须进行清丈，以裕赋课。赔款摊派后，江苏、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吉林等省都举行了田亩淸丈和荒地升科。每次丈田淸赋，尽管也有少数中小地主的隐田瞒赋被查出，但毕竟是少数，主要是增加农民的负担。在丈田过程中，“绅富之田，势抗贿嘱，通融宽计，小户之产，山边溪尾，多方搜求”⑨，因此，丈田淸赋无非是“以生灵之膏血，饱吏胥之贪饕”⑩。退而言之，淸丈田亩本身就需要一笔费用，结果又成为额外负担。 ’

①参阅彭雨新等著：《川省田赋征实负担硏究》第19－23页。

②《华字汇报》474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③《德宗实录》卷五百，第4页。

④《上海县续志》卷三十，光绪三十年知县任懋琨奏折，第7页。

⑤黄佩兰等：《涡阳风土记》卷二，第2页。

⑥江春霖：《江侍郞奏议》卷一，第1页。

⑦苗毓芳等：《交河县志》卷二，第11页。

⑧《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谕。

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第3页。

⑩《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乙丑恽毓鼎奏。

在湖滨、山陬和省府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进行“勘荒”以达到“荒地升科”的目的。当时许多农民年当地官府和地主的种种压榨下，被迫逃到上述地方开荒种地，聊以糊口。一旦开垦成为耕地，淸政府便向他们索取高额租课。安徽太平府万顷湖地方，能开垦水田十万余亩，多为流民所开垦。1903年，安徽省规定，凡流民开垦之地，“毎亩饬缴押租银三元，每年仍认缴麦租钱百文，租谷一斗”，名为“佃民”。直隶安州白洋淀地方，淀边所积膏腴之地，也多为流民所开垦，直隶总督见有利可图，于是决定“因时制宜，改归官办”，“将地租酌分四等，上地每亩收预租银八两，上中地六两，中地四两，下地二两，……以后仍征收小租”①。官府成为地主，地租负担更在田赋负担之上。

値得注意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见淸政府筹措赔款和练兵饷需，异常窘迫，在1904年向光绪帝提出了他的异想天开的办法：“按里计亩，按亩计赋，令每亩完钱二百文”，“中国地方除新疆、蒙古、东三省未计在内，长宽各四千里，统计面积应有十六兆（按：此处1兆＝100万）方里，每方里按五百亩计之，十六兆方里应有八千兆亩，……应完银八百兆两，即减半折算，亦应有四百兆两”。这种荒谬的“计算法”，甚至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曾讥笑他“但凭虚空鸟道计算，将中国境内所有年江大河，深山穷谷、及一切沙滩斥卤、不毛之乡、不食之也，以及城郭村落、道路沟渠，概作可耕之田。……不知天下大势，山水占地之数最多，平原可耕之地最少，因此，中国实际的耕地面积“尚不及该税务司核计……十分之一”。真是“从古至今，持论未有如此之顚倒怪谬者也”②。

①上引材料见《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庚申信恪等奏，及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巳亥袁世凯奏。

②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第3－4页。

下文庚子赔款各省比例,及满清借此推行的苛捐杂税剥削（三）

“淸逋赋”、“核厘金”、“加捐税”、“丈田亩”、“查荒地”、“除中饱”、“汰浮费”、“裁额兵”、“兴农工”、“办垦务”、“振商务”、“修铁路”、“设银行”、“铸铜元”、“发银币”、“售公债”

苛捐杂税一也来，基本玩完了

可恶的李曾康等汉奸傀儡，却想要为满清续命，以便继续剥削汉人的脂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