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露 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每逢中国历史进入分裂时期，巴蜀之地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割据政权。而在这些割据巴蜀的政权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季汉政权，却是一个极为与众不同的存在。 季汉不仅屡屡宣称自己是后汉天命的延续者，而且直至其灭亡的前一刻，依旧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努力捍卫着其对后汉天命的宣称权。 在季汉灭亡后的漫长岁月里，这种对天命的执着，被后世理解为对汉室的孤忠，通过历代文人墨客之手，被演绎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由东晋的习凿齿到南宋朱熹，再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皆将偏居一隅的季汉视为三国之正统，将季汉的历史形象，放大到与其实际存在极不相称的地步。 可以说，除季汉政权外，再没有任何偏处一隅又与前朝没有直接法统联系的割据政权，能够获得如此殊荣。 在此并不打算探讨这种现象背后复杂的政治哲学，仅想对季汉频繁的北伐稍作探讨。因为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即便不是后世将季汉视为三国正统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出于复杂的政治目标，季汉的军事行动更多的被后人视为对汉室的孤忠，似已盖棺定论。然而读史最为趣味之处，恰恰是挖掘开符号化的历史形象，探寻其深层的历史实相。在季汉这种被后人视为孤忠，看似极不合理的战略抉择的背后，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利益考虑。这一切的根源，还要从刘备入蜀之前的巴蜀政局开始说起。 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极为相似的事件。 西周末年，王子友见王室多乱，忧虑祸患将至，便采纳太史伯的建议，请求外封以避祸，从而成为郑国的初代国君。其子郑武公，保护平王东迁，由此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序幕。 数百年后，同样出身宗室的刘焉，也是见王室多故，恐天下将乱，而向朝廷提出一个极大影响汉末政局的建议：“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叛离。宜改置州牧，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 昔日汉廷于各州分置刺史，其本意在于监察地方，故仅有监察检举之权。虽日后刺史之权渐重，早已不限于起初的监察检举之权，而隐然为一州的军政首长，但至少就名义上，其权利依旧有限。 但是刘焉所建议改置的州牧，无论名实皆为一州的军政首长，其权限极大，易成尾大不掉之势。故自前汉成帝初置以来，便废置无常。刘焉在后汉多难之际，提议复置州牧，以清名重臣出任，不得不说其已有效法郑桓公故智之心。 故其一开始所请求的，便是出任最为偏远交趾牧。但是出身益州，精于图谶的侍中董扶却以“益州有天子气”为由，劝说刘焉出镇益州。故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与其同为列卿的黄琬、刘虞二人，也在此时分别被任命为豫州牧与幽州牧。史言：“州牧之重，自此而始。”
刘焉图谋益州牧
刘焉图谋益州牧 刘焉出镇益州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其借张鲁之手，袭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道，再上表朝廷以“米贼断道，不得复通”为由，断绝益州与朝廷的联系。又借故诛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使益州惧疑。 出身益州蜀郡的太守任岐、校尉贾龙害怕步王、李等人后尘，被迫起兵攻焉，却兵败身死。由此，刘焉确立起其在益州的权威。 起初，刘焉出镇益州，益州士人董扶、赵韪二人出力不小。前者以图谶之言，劝刘焉出镇益州，后者则在刘焉出镇益州之际，与前者一道辞官，追随刘焉抚益。但刘焉出镇益州后，不仅大力镇压巴蜀地方豪强，逼的健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起兵反叛。还将由南阳、三辅等地涌入益州的流民编为东州兵，以其打压巴蜀士人的反抗。致使巴蜀士民与东州兵团之间的主客矛盾，变得极为尖锐。 刘焉死后，益州士人赵韪、王商等人，以其子刘璋仁厚温和，率群吏共同推举刘璋为益州刺史。而朝廷也因无暇顾及益州，而从其所请，以刘璋为领军使者、领益州牧。 但是刘璋就任益州牧之后，尽管也重用益州士人，但却不能切割其与东州兵团之间的联系，依旧放任其横暴不法、侵扰百姓。导致拥戴其的益州士人，大为离怨。 在这种局面下，曾经一度效忠于刘氏父子，却在州中颇得人心的赵韪，“乃阴结州中大姓”，于建安五年（200年）起兵攻璋。但因东州兵畏惧被州人清算，拼力保璋，而兵败身死。但刘璋的统治，并未因赵韪之死而更为稳固，反而日渐失去巴蜀士人与客籍士人的忠诚。 尽管陈寿将这种局面归结为“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但是，真相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昔日董扶、赵韪等益州士人之所以迎刘焉入川，恐怕有着极为复杂的考虑。由于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其历来有着很强的离心倾向。随着后汉末年王室衰微，巴蜀士人未必没有闭关自守的考虑。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巴蜀士人也不可能公然断绝与汉室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迎来一位汉室宗亲，以其为旗号，奉行一种孤立主义政策，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而刘焉虽贵为宗室，但是在巴蜀却没有根基，且没有什么私人部曲。这样一位人物，无疑是极为极为理想的人选。 然而巴蜀士人没有意料到的是，虽然刘焉稳定了巴蜀局势，并且断绝巴蜀与朝廷的直接联系，但是他却利用东州流民集团组建东州兵，以东州兵之力打压巴蜀士人，以此来扩大自身的权势。 其子刘璋上位之后，不仅未能回报巴蜀士人的推举之恩，反而继续放纵东州兵横暴不法、侵掠百姓，弄的连一度忠于刘氏父子的赵韪也起兵反叛。 显然，相较于成为巴蜀士人的领袖，刘氏父子对于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有着更大的兴趣。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刘氏父子对于树立自身的个人权威有着极大兴趣，但是作为以九卿宗室身份出镇益州之人，他们在巴蜀并没有自己的基本盘，也未能成功的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盘，故而只能选择利用东州流民与巴蜀士人之间矛盾，来勉力维系自身的权威。 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无巴蜀士人与东州流民，都失去了对刘氏父子的忠诚。在这种困境之下，刘璋听信张松、法正之言，决定以讨张鲁为名，引刘备入川，试图以此来镇服巴蜀士人与东州流民。 经过一千多年累层的历史建构，刘备忠厚长者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在当时人眼中的刘备，却与忠厚长者的形象多少有些偏差。 陶宗仪在论及刘备时曾历数当时人对刘备的看法：“备又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谁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猾虏呼之。” 尽管这些人大多都是刘备或刘备集团的对手，因此其评价大概仅能权供参考。但是刘备取益州之时的所作所为，却与以上诸人眼中的奸诈猾虏形象颇为吻合。 起初，孙权欲邀刘备共同取蜀，却为刘备以：“备与璋讬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原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为由拒之。 孙权对刘备所言信以为真，不仅一度放弃取蜀的打算，甚至在刘备应刘璋邀请，入蜀讨汉中张鲁之际，还履行同盟义务，派吕范率兵入蜀诱击张鲁。 然而在曹操大举南下伐孙之际，刘备不仅未出兵相助，反而在此期间攻灭刘璋。气的孙权大骂：“猾虏乃敢挟诈！” 若说刘备对孙权的所作所为，尚且还勉强视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话，其对待刘璋的做法，则实非是忠厚长者所为。 尽管刘璋引刘备入关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刘备的力量强化其对巴蜀的统治，但是汉中张鲁也确实对巴蜀形成很大威胁。故刘备入川之后，刘璋不仅增刘备之兵、厚加资给，还令白水关驻军服从刘备节制，希望刘备能够肩负起起抵抗张鲁的重任。 然而，尽管在刘璋的支援下，刘备不仅在川中拥兵三万余人，且“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但其却“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此后，更借口刘璋未能完全满足其增补兵力粮草，以助回援荆州为借口，诱杀率领白水关驻军的杨怀、高沛二将，起兵攻璋。 攻陷成都之后，刘备不仅纵兵劫掠巴蜀，更违背“礼其君而安其人”的诺言，将刘璋父子送往荆州软禁。刘备的这些行为，甚至在将季汉视为正统的南宋士人中，也有颇不以为然者。洪迈便在其所著的《容斋随笔》发出“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的感慨。
《历代帝王图》中的刘备
《历代帝王图》中的刘备 不过平心而论，尽管刘备的行为可称之为不仁不义，但是刘璋沦为阶下囚，也可谓是咎由自取。 起初巴蜀士人推举刘璋掌益州，本来希望他能约束东州兵的横暴，辑和主客矛盾。然而他不仅未能约束东州兵，导致本忠诚于他赵韪反叛。还猜忌追随于他的客籍士人，连与刘焉世家同好的庞羲也与其反目。在失去这些支持者的忠诚之后，更听信张松、法正之言，引刘备入川，幻想借刘备之力来强化自己日益脆弱的统治。 前有韩馥请袁绍入冀，而被鹊巢鸠占的前车之鉴，后有黄权、刘巴、王累等人的苦苦相劝，不知他哪来的底气相信刘备不会仿袁绍之故智。 而且，即便刘备真是一位忠厚长者，顾念虚幻的汉室宗亲情谊。在主客矛盾本以极为尖锐的巴蜀政局中，又引入强大的第三股势力，无疑会使得巴蜀政局更为复杂化。连巴蜀士人与东州兵团之间的主客矛盾都无法处理的刘璋，又哪来的自信能处理因刘备入川而变的更为复杂、尖锐的主客矛盾？ 不过无论是刘备的奸诈还是刘璋的暗愚，都并非笔者所关心的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刘备取蜀之举，在为其政治集团极大的扩展了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为该政治集团带来一直到其灭亡也难以克服的合法性危机。 当时的汉末群雄，其合法性的根源无外乎源于两个部分，或源于汉室的任命；或源于地方士民的推举。 刘焉出镇益州，便是借由汉其的正式任命，其统治益州的合法性便能够得到确认。而刘璋继承父位之时，尽管衰微的汉室已经不再能赋予其充分的权威，但是借由益州士人的推举与汉室的追认，他依旧能够确保其统治巴蜀的合法性。 但是刘备取川的过程中，既没有来自汉室的任命，也没有来自巴蜀士人的推举，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更何况，刘备在征服巴蜀的过程中，充满着背信弃义与玩弄诈术。故而巴蜀士民自一开始，便对刘备集团的统治，有着极强的敌意。 在刘备攻伐刘璋之时，尽管有不少客籍士人投降刘备，但是巴蜀士人却展现出一派誓死抵抗的姿态。前有雒城屡攻不下，后有成都吏民咸欲死战。甚至刘备取川后，广汉李邈还面刺刘备道：“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 当然，这些连刘璋本人也不敢相信其忠诚的巴蜀士人，不仅为其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且在刘璋失败之后还胆敢为其打抱不平。其中除对刘备不仁不义的愤慨之外，恐怕也不乏对巴蜀政局的忧虑的忧虑。 刘焉父子在位时，尽管不能辑和主客矛盾，甚至屡屡以东州兵打压巴蜀士人。但在用人上，刘焉父子却不得不对巴蜀士人有所倚重。 在刘璋统治的初期，后来起兵叛璋的赵韪，还一度主持过巴蜀军政大局。但若刘备集团入川，则不论刘备个人态度如何，仅仅要安置刘备集团中的客籍士人，巴蜀士人的权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而刘备取川后，马上着手开始构筑新的巴蜀权力结构中，也并没有多少巴蜀士人的位置，据《蜀书·先主传》记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尽管陈寿试图通过这份名单，来强调刘备新人事格局的包容性。但是很显然，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的不是刘备集团的故人，就是刘备入川时投降的客籍士人。而本来在巴蜀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巴蜀士人，能够进入这份名单的仅黄权、彭羕二人。 但刘备不久便在诸葛亮的影响下，以失言为由诛杀彭羕。而巴蜀士人的另一代表黄权，则因夷陵之败而被迫降魏。此后直到刘禅降魏为止，季汉政权的权力中心，再也看不到巴蜀士人的身影。 无疑，刘备的这一人事安排，一方面可以说是其在施行其作为征服者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与巴蜀士人所表现出的敌意不无关系。 但即便刘备是因巴蜀士人的敌意，而将其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若是想使其在巴蜀的统治能够稳固下来，则还是需要建构起其统治巴蜀的合法性依据，以此来获取巴蜀士人的支持。 很快，他便寻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建安十八年（213年）被曹操被封为魏公，且“位在诸侯王之上”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曹操又以讨张鲁之功，被汉献帝封为魏王。根据当时所流行的天命观，这一系列事件被时人视为“汉魏禅代”的先兆。 天命观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所谓“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根据甘怀真的观点，这句话中天子所居的“中国”，在具有一定地理含义的同时，更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含义。 首先“国”本身是一个政治单位，而接受天命的天子所处的“国”，便被视为“中国”，天子便居于其中，治理四方。 但是天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五德说与分野说，而在诸“国”之中周期性流转。天命所到之“国”，这个“国”的统治者便会接受天命，作为天子统治天下。欲为天子者，当先建“国”，此后才能“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 故而曹操打破汉制，让汉献帝以其多年经营的十郡为封地，封其为魏公，建立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并受九锡。可以说已经为日后的“天命转移”、“汉魏禅代”铺平了道路。这对刘备集团而言，即是危机，也是机遇。 之所以是危机，是因为刘备集团作为汉末群雄之一，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源于刘备的汉室宗亲的身份，及汉室所敕封的官爵。一旦曹氏集团完成“汉魏禅代”，则其的政治合法性也便一并消解。然而在危机中，也潜藏着机遇。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后不久，刘备便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上表汉献帝，奉还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称汉中王。 在刘备群下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推举刘备为汉中王，拜大司马的表文中，作者叙述曹操欺凌汉室的僭越之举，并通过强调刘备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来塑造刘备讨曹灭贼的形象。接下来，又根据“封建同姓”之义，在否定曹操异姓封王的同时，来为刘备封王寻求法理上的依据，更进而以刘备破曹操于汉中一事，论证其功勋卓著，其功也足以封王。 然而，尽管刘备集团试图根据“封建同姓”之义，来否定曹操封王的合法性。但不论如何，曹操终究为汉献帝亲自册封，比之自称汉中王的刘备，无疑要更具有合法性。故范晔在《后汉书·献帝本纪》中，讥讽刘备自称汉中王。 尽管刘备集团在上奏的表文中，援引后汉初年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来试图在得不到汉献帝封授的情况下，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故在表文最后强调：“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不论刘备称汉中王究竟有多少合法性，刘备集团很明显的希望借助这一事件，解决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 只要曹操称王为僭越之举，而汉室依旧享有天命，刘备集团便能够打出大义的旗号，讨伐曹氏集团的僭越之举。而为了讨伐曹氏集团的僭越之举，则有必要封作为“肺腑枝叶”的刘备为王。再通过援引同级诸侯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来为刘备集团赋予临时的合法性。 但在这份联名表文中，具列名字者仅十一人：“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 这十一人中，具备同级诸侯推举资格的，仅马超一人而已。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一人中，没有一位是巴蜀士人。
刘备的大吉祥物马超
刘备的大吉祥物马超 刘备集团虽声称“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但是在这份表文所具列姓名的十一人中，却没有一人是出身于这五地的士人，实在是讽刺至极。故而即便是与河东五郡诸侯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成例相比，刘备称王的合法性，也不得不说很成问题。 然而不论刘备称王本身究竟具有多少合法性，既然刘备集团已通过刘备称王，将自身的合法性与讨曹兴汉的事业绑在一起。则他们便唯有讨灭曹魏，兴复汉室，方能够塑造自身合法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论刘备集团在表面上，如何表现出推进该事业的决心。但客观上，要推行该事业却困难重重。 虽然刘备集团自赤壁之战的短短几年内，先巧取荆襄四郡、又攻取巴蜀，一改过去居无定所、四处流串的尴尬局面。但是由于其得蜀不正，故而未获得巴蜀士人的支持。其主要支持者，除长期追随刘备者外，不过是新进加入刘备集团的客籍士人与部分荆襄士人。而刘备对荆襄四郡的控制，也因为孙刘联盟的日益崩坏，而危机四伏。 而曹魏经过对中原三十余年的经营，早已获得大部分北方、中原士人的支持，可谓树大根深。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形容孙氏集团的“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完全也能够用来形容曹魏集团。孙氏集团尚且“不可图”，比孙氏集团强大数倍的曹魏集团又岂可轻图？ 虽然汉中一战，刘备能够击退曹操的大军，占据汉中。但这除了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成功及曹魏集团的诸多失误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秦岭的阻隔，使得曹魏集团难以对汉中一带进行充分的战略辐射。故而使得汉中在曹魏集团手中，无异于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而若刘备集团以汉中为据点进取关中，则曹魏在汉中所面临的困境，必定会转移到刘备集团身上。日后诸葛亮与姜维屡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秦岭天险的阻隔，使得季汉难以维系在关中的战略存在，而曹魏又易于向关中投放军事力量。 由此，刘备集团若欲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其唯一的合理选择，便是出荆州以向“以向宛、洛”。尽管选择这条路线，必定会与曹魏主力迎头相撞，但若详细计划、慎密运作，并与孙氏集团紧密配合，则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故而刘备称汉中王的当年，便派刘封、孟达取上庸、使关羽攻襄樊。此外刘备同时还赐关羽“假节钺”，赋予其“恭行天罚”的特权。权且不论刘备赐关羽“假节钺”是不是僭越之举，仅就这一举措而言，或许可以说刘备将关羽进取襄樊视为北伐曹魏的前期准备。 但是，关羽不仅没有能够夺取襄樊，反而兵败身死，连刘备集团所居有的荆襄四郡也为孙权所夺取。这使得刘备集团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已不再具备实行的可能性。 由此，刘备集团不得不再次考虑如何构建自身合法性这一难题。恰在此时，“汉魏禅代”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为复杂。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10月，在经过周密的运作后，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正式取代汉室称为新的天子，这便是有名的“汉魏禅代”。 尽管在日后的历史叙事中，随着“帝蜀论”的确立，曹丕代汉往往被刻画为谋篡之举。但是，不仅就当时而言，“汉魏禅代”遵循了又分野说及五德论所构筑的古代政治哲学，而且直至赵宋代周为止，后世的改朝换代也都遵循了曹丕所开创的这套禅让程序。 然而对刘备而言，曹丕代汉是否符合当时所流行的政治哲学，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汉家天子亲口宣布天命已转移到曹氏，并亲手将刘家天下禅让给曹家，那么其伐曹兴汉的实业，也便失去了凭借。由此，其借助这一事业所苦苦构筑的合法性，也必将烟消云散。 故而无论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还是出于维系自身合法性的考虑，刘备集团都断不能承认曹丕代的合法性。 故而在曹丕代汉仅几个月之后，刘备便根据献帝被害的传言，发丧制服，并追谥献帝为孝愍皇帝。尽管此时的汉献帝，不仅未死，还在其封邑之内行汉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但对刘备而言，他必须坚信献帝已经曹丕所害，唯此才能够将曹丕代汉与王莽代汉联系起来，为自己复兴汉室的事业，从新找到正当性依据。 而在为汉献帝发丧之后不久，刘备便在群臣的劝进之下，登基称帝。对于该举措又该如何评价呢？尽管刘备集团给出的理由是：“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但是也有人指出：“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甚至连后世史家也认为，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宣明曹氏为篡，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为汉室天下，那样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称帝才能够具有合法性。而刘备在曹丕称帝后，既不北伐，也不声讨，反而先自立为帝，这无疑削弱了季汉政权的合法性。 这些看法并非没有道理，相较于刘备称帝的对错而言，笔者更为关心的是刘备称帝这一举措的真实动机。尽管该动机并未载于史册，但是却不难根据现有材料，稍作推断。 曹氏代汉不仅有着坚实的政治理论作为支撑。而且经过曹操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削平群雄之后，曹氏不仅在中央也在地方，都建立了极为坚实的权力基础。放眼天下，尚未服从曹氏支配者，不过辽东公孙氏、江东孙氏及占据巴蜀的刘备集团而已。而在这三股势力中，公孙氏与孙氏又都向曹魏表示臣服。 而刘备集团不仅刚刚丢失荆州四郡，只能由汉中北伐，更因孙权反目，使得巴东也受到威胁。在这种局势下，根本不存在兴师伐曹的足够条件。 由此，刘备集团既然不能够兴师伐曹，来向世人宣示天命依旧在汉，便只能够通过身为汉室宗亲的刘备称帝，来维系天命在汉的景象，来维系士人对刘备集团的忠诚。然而，且不论刘备集团中的客籍士人如何，此举显然未能获得巴蜀士人的支持。 尽管在对刘备进行劝进之时，巴蜀的群儒英俊大多列名于名单之中，但是他们私下却都通过图谶，议论着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
彭羕——巴蜀士人与刘备的龃龉
彭羕——巴蜀士人与刘备的龃龉 由于当时尚未完全走出神文时代，谶纬之学便构成了政治学说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两汉诸帝，还是王莽、公孙述、曹丕，都将谶纬之学，视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 刘备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为自己的称帝活动造势之时，上言符瑞与图谶者便多达八百余人。然上书之人虽多，当时巴蜀精于谶纬者，不过周舒、杜微、杜穷、何宗等数人而已。而这些人，对刘备的统治都抱有极强的否定态度，甚至还通过对谶纬的解读，来质疑季汉政权的合法性。 杜微在刘备取川之后，“常称聋，闭门不出。”而周舒则不仅“数被征，终不诣。”而且在有人询问其“《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时回答说“当涂高者，魏也。”而“乡党学者私传其语。”到刘禅在位之后，杜琼还在与谯周的讨论中，赞同周舒的观点。蜀郡张裕更因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最终被刘备借故诛杀。 在这些关于谶纬的讨论背后，实际上透露出是巴蜀士人对于季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或许在他们看来，既不是由他们推举，也没有来自最高权威任命，仅仅凭借诈术与武力夺取益州的刘备，根本就不是值得他们效忠的对象。 而一旦这些精通谶纬的巴蜀名士，都通过对谶纬的解说，来强调“汉魏禅代”的合法性，宣称天命已去刘归曹。则哪怕仅仅是私下议论，也足以彻底消解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用等到刘备去世，季汉政权对巴蜀的统治便已显得危机重重。 章武二年（222年），汉嘉郡太守黄元听闻刘备病重，起兵反叛，并于次年三月迫近成都。建兴元年（223年）夏，“南中数郡、并皆叛乱。” 这些叛乱的背后，除孙权的煽动与支持外，季汉政权的合法性缺失，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如益州雍闿不仅宣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而且还数移檄永昌，宣扬刘备之死以证明刘氏不再享有天命。 尽管这种对季汉政权合法性的公开质疑，主要发生在益州南部。但无疑与周舒、杜微等巴蜀名士私下对季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刘备病逝，南中皆叛的这一年，曹魏公卿受曹丕之命，开始密集的给季汉主政大臣写信，“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尽管由于交通不便，曹魏集团未能完全掌握季汉政权的实情，但其无疑洞察到季汉政权的统治危机，并试图加以利用。 由于此前辽东公孙氏与江东孙氏，都已向曹魏称藩，名义上服从曹魏的统治。如果季汉政权承认曹魏的天命，则曹魏便能够完全确保其接受天命的合法性。 但季汉政权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辽东公孙氏与江东孙氏都更为复杂。无论是辽东公孙氏还是江东孙氏，不仅，已经获得当地士人的效忠。通过自下而上的认同，其统治已经有较强的合法性。更通过汉室及曹魏政权等最高权威的任命，使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获得进一步的强化。 而刘氏集团对巴蜀的统治，不仅从未能够获取最高权威的承认，而且由于刘备得蜀不正，巴蜀士人对于刘氏集团的统治一直极为抗拒。虽然由于客籍士人的强势，他们不能够公然反叛，但是并未认同这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既然未能获得最高权威的授权，更未能获取巴蜀士人的政治认同，则季汉政权只能够通过强调刘氏依旧享有天命，来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无论是伐曹兴汉、还是登基称帝，始终都是围绕着刘氏依旧享有天命这一点，在做文章。 换言之，如果季汉政权承认天命在魏，则无异于消解掉自身统治的唯一合法性根源。接下来，便是其整个统治的崩溃。 故而，季汉政权是绝不可能承认曹魏的天命，并“举国称藩。”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季汉政权如何拒绝承认曹魏享有天命的合法性，都无法回避其自身的合法性严重缺失这一问题。而如果不能补完自身的合法性，则季汉政权也就难以摆脱严重的统治危机。 为摆脱这一困境，诸葛亮无疑作出过很大的努力。 首先他义正言辞的驳斥了曹魏对天命的宣称，并努力作巴蜀士人的工作，向其开放政权，谋求他们对季汉的忠诚。同时，又遣使修复孙刘同盟，以求在打破季汉包围网的同时，通过外部势力的承认，来为季汉政权谋求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但仅仅通过这些举措，都不足以使季汉政权摆脱合法性危机。驳斥对曹魏对天命的宣称的文件，诚然义正言辞，但是批判的武器永远也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对巴蜀士人的工作也收效甚微，尽管使得不少巴蜀士人出仕季汉政权，但是始终未能获得巴蜀名士的忠诚。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季汉政权作为一个由客籍士人主导的寄生政权，也很难真正与巴蜀士人分享权力。 而通过对等同盟而获取的孙权的承认，表面上看能够为季汉政权带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却会对季汉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巨大的隐患。 因为既然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是以汉家天命并未转移为基础，那么其又应该如何对待孙吴对天命的宣称呢？实际上，季汉政权对该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使得孙刘联盟中始终存在着一枚定时炸弹。 由此，对于诸葛亮来说，便只剩下一种选择。即通过重新推行北伐事业，来为季汉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赋予合法性。 虽然荆州四郡的丢失，已使得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成为难以完成的事业。但除北伐外，又如何向世人宣示刘氏依旧享有天命？除北伐外，又如何向世人宣示季汉政权为后汉的延续？除北伐外，又如何使季汉政权获得世人的认同与忠诚？ 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如季汉这样既没有自下而上的支持，也未能获得最高权威的授权，而全凭诈术与暴力而建立的寄生政权。唯有投身于诸如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这样充满光环的事业中，才能够掩盖其得国不正的历史与寄生政权的本质。 故而，无论是出于对孙吴的同盟义务，还是出于建构并维系自身合法性考虑。诸葛亮都必须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突破种种阻碍，推行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北伐事业。这也正是在割据巴蜀的所有政权中，唯有季汉政权不顾秦岭天险的阻隔，频频北伐中原的根本原因。
充满悲剧性的诸葛亮
充满悲剧性的诸葛亮 但是，权且不论该战略的有效性，即便季汉政权能通过该战争，获取充分的合法性，推行这一战略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必定会为巴蜀士民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尽管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主政时期的蜀地政治风气颇有溢美之词。但是，不论当时季汉的政治何等清名，诸葛亮在进行北伐的过程中，必定耗费了巴蜀大量的人力物力，则母庸质疑。 尽管笔者尚未看到关于季汉初年，巴蜀人口及兵力的相关史料。但根据《蜀记》记载，季汉末年的巴蜀“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可知当时的季汉政权的征兵率大致当在11%左右。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所实际达到的动员率也才12.5%，而且这一数字肯定还包含了大量的非战斗员。（大司马按：据学者研究，兵户、吏户可能独立于民户之外另算，按每户五人计算，加上豪强隐附的人口，蜀汉总人口当在二百万以上，故而蜀汉的负担虽重，还没到这个地步） “带甲将士十万两千”这句话中的“带甲将士”，既可以理解为专指战斗员，也可理解为编入军册之中的人员数量。若是前者，则季汉政权治下的巴蜀，实际的征兵率恐怕要大大高于11%这一数字。而即便是后者，该数据很可能也没有计算从事后勤的人员。 特别是考虑季汉由汉中北伐，其补给线不仅漫长，而且道路崎岖的情况。为了维持补给线，而投入的非战斗员数量，即便不会高于战斗员数量（一般而言，军队中的非战斗员数量，都要远远高于战斗员。），至少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据。因此，季汉政权为了北伐，而动员的人口比例，很可能还高于二战时期的日本。 当然，此种以季汉末年的情况，来推算季汉初年的北伐动员率，肯定会存在极大的偏差。《蜀记》中的人口统计，肯定只是反映了季汉政权所能够实际控制的人口。而由于当时巴蜀的编户齐民，主要推行于成都平原一带，南中与周边山区，大多为蛮夷之地。这些由南蛮控制的区域，其人口肯定不会计入季汉政权的人口统计之中。而季汉政权在北伐过程中，也完全有可能向南蛮及羌人征募雇佣兵。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南中四郡的南蛮，其实并未如《三国演义》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认同季汉政权的统治的。实际上，一直到季汉灭亡，南中的蛮族也是叛服无常。故而，季汉政权在进行北伐的过程，肯定成建制的征募南蛮投入战斗。而关于羌人的记载，也是为数不多。故而即便是考虑到这些，季汉政权在屡次北伐的过程中，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给巴蜀士民带来极大负担的情况，也是不难推想的。 何况从诸葛亮北伐到姜维北伐，除了数次迁移陇西三郡的居民外，几乎没有多少太大的战果。这无疑于宣告，以汉中为据点，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事业，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仅为展示季汉政权的存在感，仅为展示汉室依旧享有天命，而屡屡进行这样耗费巨大，却又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收益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值得呢？ 或许在诸葛亮看来，坚持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的事业，不仅是为了报答刘备当年的知遇之恩，更是为了力挽汉室天命，践行一种融贯了其政治理念的信念。 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诸葛亮称为汉家天命最后的守护者，使得他所守护的季汉，被无数后世士人视为正统。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由诸葛亮的坚持所塑造的“帝蜀论”，使“汉”超出刘氏一家一姓，成为整个中原文化和正统统治的代名词。而诸葛亮勉力北伐的身影，最终也被投映为对政治道统和文化命脉的坚贞守护形象。 然而这一切，与巴蜀士民何干？与天下苍生何干？ 就当时而言，无论是曹魏统治下的北方士人；还是孙吴统治下的江东俊杰，都不再相信汉家依旧享有天命。甚至连不得不屈服于季汉统治的巴蜀英俊，私底下也从未认可过季汉政权的合法性。唯一还坚信汉家依旧享有的天命的，恐怕只有诸葛亮所代表的那一小部分客籍士人。 对于这些客籍士人而言，诸葛亮的坚持无疑也是他们的坚持，诸葛亮的信念无疑也是他们的信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够勉力守护早已形骸化的汉家天命；唯有如此，才能够继续维持季汉政权的合法性；也唯有如此，才能够为他们这个寄生集团，赋予正统的光环。为此，无论耗费多少物资，流多少血，都要将这一事业坚持到底。 但关键在于，为了季汉政权的事业；为了这个巴蜀士人毫无兴趣的汉家天命，巴蜀士民究竟还要为之耗费多少物资？究竟还要为之付出多少牺牲？ 诸葛相公诚然执政公平，其治之下的巴蜀也诚然政治清明。但是仅仅因此，巴蜀士民就必须为季汉政权的事业付出？为维护这个以诈术和暴力窃居巴蜀的寄生集团统治的合法性，去守护巴蜀士民毫无兴趣的汉家天命？ 诸葛亮不死，巴蜀士民奈何！天下苍生奈何！ 建兴十二年（234年）8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其北伐的军事副手魏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被夷三族。其北伐的另一主要助手杨仪，也在不久后失势，并自杀身亡。由此，除了姜维等少数权位尚且不高者外，季汉政权中的主战派几乎一扫而空。 早年读史之时，常感慨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感慨魏、杨二人不能吴越同舟，继承丞相意志。实相以魏延之勇、杨仪之才，纵不能北伐中原、复兴汉室，也还能维持季汉的进取之势。 然而今日看来，或许常年的征战，早已使巴蜀不堪重负。尽管诸葛亮在世之时，能够使蜀人劳而不怨。但是诸葛亮去世之后，又有谁有这样的才能与人格魅力，让蜀人为根本不认同的事业劳而不怨呢？而即便蜀人如驯服的羔羊一般，为这个寄生集团的事业劳而不怨，巴蜀的物资与民力，是否还能够长期支持这个除强化季汉政权合法性之外，完全劳而无功的战略呢？ 归根到底，随着诸葛亮的去世，其所坚持的事业也随之烟消云散。或许，早在他去世前，这一事业便已名存实亡。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大举出兵，北伐中原之际，曾因李严运粮不继，而被迫退兵。尽管该事件最终以李严失势而告终，但《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李严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实在不像一位久经宦海，手握重兵的托孤大臣所为。恐怕，李严的举措，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民意。 建兴12年（234年），诸葛亮第三次大举北伐，又为司马懿所阻，数万大军困于渭水南岸，进退两难。 自此，恐怕除了诸葛亮、魏延等少数主战派之外，季汉政权中的大部分士人，已经对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这一战略成功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北伐事业之所以还能够推行，恐怕更多是由于诸葛亮个人的威望。而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自然也就难以为继。 而一旦季汉政权决定放弃北伐中原的战略，则魏延、杨仪等诸葛亮进行北伐时的主要助手，便再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唯一的问题仅仅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让他们退出季汉的权力中心。 随着魏延、杨仪二人的退场，季汉政权的整体战略，也开始进行根本性调整。 先是是蒋琬以“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竞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为由，由汉中还屯涪城，放弃对曹魏大规模北伐战略，仅以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以偏师保持对曹魏的军事压力。 尽管姜维坚持认为“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试图延续诸葛亮的政策。但费炜却一直裁制姜维的军事行动，并告诫他： “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吾等乎！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挨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 蒋琬、费炜二人对季汉政权整体战略的调整，除以上公开说明理由外，恐怕也其他的难言之隐。 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蒋琬主政时期的季汉政治，已经陷入深刻的统治危机之中。据《蜀书·吕乂传》记载：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蜀郡乃京畿之地，季汉政治的统治中心，尚在诸葛亮死后不久，便出现严重的藏匿人口、逃避赋税、兵役，士伍亡命等现象，则整个巴蜀境内此类情况之严重，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局势下，如何稳定因诸葛亮去世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才是季汉政权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既然通过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战略，来塑造季汉政权合法，谋取巴蜀士民对季汉政权的政治认同的做法已经无法推行。季汉政权的当权者，便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来寻求巴蜀士民对季汉政治的认同。 根据《三国志》记载，从诸葛亮病故到季汉没玩，季汉在29年中先后施行国十二次大赦，几乎两三年便大赦一次。如此频繁的大赦，即便是纵观中国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由此不难发现季汉政权为谋求巴蜀士民的忠诚，是何等的黔驴技穷。 但这些问题或许并未困扰姜维，或许在姜维看来，唯有继续诸葛亮的事业，方能使季汉摆脱合法性危机，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此外，或许还能使他这个降人，获得衣锦还乡的机会。 故而自延熙元年（238年）至景耀5年（262年），姜维先后十一次出兵北伐。特别是其主政的延熙16年（254年）至延熙20年（257年），更是年年出兵，每次均为大举。一时之间，季汉的进取姿态，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时。 然而此时在季汉政权内部，支持姜维北伐的，仅仅只有陈祗、夏侯霸、张嶷等寥寥数人而已。甚至连诸葛亮时代遗留下来的宿将张翼、廖化，也对姜维北伐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则巴蜀士民对于北伐的看法，也就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在陈祗、张嶷先后离世之后，力主北伐的，尽然是姜维、夏侯霸这二位自曹魏投降过来的降人。这对于试图维系季汉天命的北伐事业，无疑是极大的讽刺。 在这种背景之下，谯周的《仇国论》逐渐在蜀汉获得主流舆论的地位，彻底消解了季汉政权仅剩的合法性。由此，尽管曹魏因为内部的权力无暇顾及季汉，尽管姜维依旧通过北伐，保持着某种积极的进取姿态。然而季汉政权早已失去其灵魂，沦为一具政治僵尸。
谯周劝降，实为逼宫
谯周劝降，实为逼宫 故而，邓艾所率的万余偏师，兵锋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便已送到雒城。这与刘备入川之时，巴蜀士人据城死守，成都吏民咸欲死战的情形，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或者，这个通过诈术与暴力建立的季汉政权，从来就未成功的构建过自身的合法性，从来也未曾获得巴蜀士民的政治认同。 统治者在实力之外，合法性也十分重要。 通常情况下，合法性或由上位权威赋予；或由被统治者的推举产生。前者的典型便是封建制度中的君权神授，后者则是古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当然，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这两种来源通常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统治者的合法性根源。（大司马按：这里主要说的是授权合法性，此外还有价值/情感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等范畴） 如卡佩王室除借由教会加冕，来分享上帝的权威外，其统治合法性的另一根源，便是来自法兰克贵族们的推举。而开创镰仓幕府的清和源氏，首先是被坂东武士推举为武家栋梁，并与之缔结主从关系，然后再借由院厅赋予的总地头职位，将这种关系制度化，最终开创武家政权。 无论是来自上位权威的赋予，还是获的被统治者的推举，唯有获得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才能够成功构建起强有力的合法性。故而，更多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推举，往往先于上位权威的赋予。 尽管后汉末年的中国，早已结束封建时代，进入帝国，但是在社会上，依旧残留有浓烈的封建习惯。如前文所述，在汉末群雄获得统治权的过程中，这两种获取合法性的途径，经常交替出现。特别是刘璋出任益州牧，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 但刘备获取巴蜀的统治权，既不源于自下而上的推举，也并非最高权威所赋予，而是源于征服者的权力。但征服本身，绝不可能获得被征服者发自内心的认同。故而，征服本身尽管能够基于征服的权力，为征服者提供统治权。但是却不足以为征服者的统治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使其获得被征服的认同。 信仰阿里乌派的西哥特人尽管能够征服高卢，但是却始终难以获得高卢人的政治认同，故而被法兰克人轻易的逐往伊比利亚。而克洛维接受高卢教会的洗礼，与其说是受其妻子的感召。不如说他是试图分享高卢教会所代表的上位权威，以此来获取高卢人对法兰克征服者的政治认同。 故而，任何征服者如果试图将其通过武力所获得支配权，转化为具有充分合法性的统治权，便必须通过武力以外的因素，来构筑其统治的合法性。否则，由征服者便会成为一个寄生集团，始终难以获得被统治者的政治认同。 季汉政权的兴亡极其异乎寻常的进取姿态，就某种意义而言，恰恰便是这样一个寄生集团，为将征服者的统治权转化为统治者的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失败的典型例证。 笔者并非道德论者，也坚信对于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道德评判，并非治史者的职责。故本文并非试图将刘备及季汉集团放上历史的道德审判庭，并对之做出裁决。而是试图向诸君展示：刘备政治集团以极不名誉的手段窃据巴蜀之后，其在政治上陷入一种何等的困境。而其摆脱困境的努力，又是何等的徒劳无功。 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巴蜀士民。尽管他们曾经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全力抗拒刘备集团的征服。但一旦被征服后，尽管对刘备的这个寄生集团充满憎恶，但除了边缘地带的山民、蛮族外，便没有任何勇气公然反抗这个寄生集团的统治，而仅仅采取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使得早已沦为政治僵尸的季汉政权，又延续数十年的寿命。如果不是曹魏伐蜀，则季汉政权的统治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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