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人合一”到“道器分离” 读《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

2010-04-16袁济喜中华读书报

　　“龙有龙文化，虫有虫文化。龙文化孕育出了文明先进，虫文化孕育出了落后挨打。龙文化可以称之为黄帝文化，虫文化可以称之为皇帝文化。”刘明武先生的新著《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天文与人文彼此间的关系谈起，通过天人关系的变迁，探讨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进而探讨文化与政治何以在后世处于衰变之中，导致了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文化是一种尊重自然，敬惜生态，依托宇宙的文化，其源头是以天文为范畴的自然界，而天文与地文的价值观念在于其生生不息，自然和谐。但是现代的人们由于受西学两分法的影响，很少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古人认为，从天象的变化中，可以观察到社会人世的变化前兆，而人文则是秉承天文而创成，因此，从人文观照中可以化成天下，即通过自我教化得以走向文明，脱离野蛮。人文即人类的文明是天道自然的转化，天文是人文之母，也是人文的源头活水。以天道说明人事，将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纳入到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之中，这是自先秦两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

　　这种思想在《易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从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精神来看，它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文化思路启发人们从人与自然的亲和中去考虑文学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将文艺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我多年研究中国美学与文化，论著中也多次论及于此，今读刘君此书，倍感知音可贵。

　　刘先生长期从事理工科工作，他依恃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试图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天文历与《周易》、《黄帝内经》等典籍互相印证，从数理逻辑上探测天文的本体。这种努力很有意义。中国古代在对待象数与道术时，总是将道体说成最后的变化极致与本源。魏晋玄学家王弼解释《周易》中所说的大衍之数何五十的现象时，用以无统有的观点，强调蓍占时所用的五十根蓍草中有一根虽然不用，但它却起着统率全局的作用。

　　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易学的特点，与汉代易学的解释完全不同。后者沉溺于象数之学，以繁治繁的方法，使本来就复杂神秘的易学更趋繁难。汉代的文论，如扬雄、班固的文论也大多对于具体现象感兴趣。而王弼直击事物本体、举本统末的精神哲学，直接启发了哲学家的思路，开启了魏晋风度的先河。

　　刘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是道器结合的，而到了后来则道器分离，伪道无器，最后使中国科学技术受到伤害。这一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古代文化在处理道器时，往往重道轻器。到了西汉独尊儒术时，道与封建纲常相融合，成为一种僵化的思想武器。但实际上，两汉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出现了张衡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兼天文学家等。这说明在真正的思想家那里，道器并没有截然分开。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越到后来，越重道轻器，或者伪道无器，出现了许多假道学，对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禁锢人们的思想，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书中还揭示了中国文化何以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的问题。在刘先生看来，黄帝文化是一种自然、人道、民主的文化，而后世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文化则是专制的愚民文化，故称之为“清源浊流”。这种历史观念与批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过去，中国文化的批评好用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标准，现在看来，最适用的还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从神农到黄帝，从黄帝到皇帝，其中演变的文化性质是很值得探讨的。黄帝文化和皇帝文化的善恶美丑，从今天看来，其区别主要是一种人道与民主的标准。

　　在今天，随着人类面临的整体性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中国文化的道器之辨、天人之辨等问题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金融危机与天候变化无常，以及人性的贪得无厌，都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成为国学热中的必备思考。今天我们重温国学，并不就是简单地回到四书五经中去，而是要对传统文化进一步加以反思。就此而言，刘先生这本书的问世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思考。

想请教一下,这本书里有没有谈\"理\"与\"气\"的关系,有没有谈到理气不离和道器不离的区别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