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聚落考古研究中的环境考古学问题

考古发现：聚落考古研究中的环境考古学问题

我国系统的环境考古工作始于上一世纪60年代的蓝田猿人综合研究，到如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纵观这5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我国的考古学家历来就重视对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的了解，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很早就开始利用出土的动物化石来分析当时的古地理环境，他依据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生态环境分析，对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来随着孢粉学的诞生，利用孢子花粉重建遗址周围的植被类型成为田野考古的重要内容。当时环境考古的重点就是重建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例如我们对蓝田、周口店猿人遗址以及泥河湾盆地的古环境研究，都属于这一性质。这些工作虽然满足了人们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但存在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第二阶段：随着田野考古的深入和文化序列的建立，考古学家开始考虑促进文化演进的原因，除了文化内部的因素之外，气候成了考古学家首先考虑的重要外来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环境考古的重点是试图通过文化序列和气候变化曲线的对比，来分析气候变化与文化更替之间的对应关系。当时我们在洛阳北窑、孟津以及于家沟、柿子滩等地的环境考古工作，都属于这一性质。这些工作机械地套用“气候好，文化就发展；气候不好，文化就衰退”的模式，试图通过文化序列和气候变化曲线的对比，来解释出现文化演变的原因。实际上由于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这种机械对比并没有真正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图一生态系统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目前环境考古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聚落考古的兴起为环境考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环境考古的深入研究，揭示自然环境对聚落文化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这一要求恰好符合环境考古的中心任务，两者不谋而合。

图2聚落（聚落群）与自然因素关系示意图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地理环境是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地貌环境、气候条件、生物资源和水系格局等自然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史前文化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制约着聚落形态和经济类型。作为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方式，聚落形态受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影响，对内反映了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对外则反映了人类利用自己的技术对周边生态环境的适应。因此在聚落考古中环境考古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并成为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围绕喇家、二里头等大型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我们就环境考古如何为聚落考古服务的问题，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位于青海黄河阶地上的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在喇家遗址的发掘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例如倒塌的房屋、变形破裂的地面以及人类的非正常死亡等等。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现象，并揭示它们对喇家遗址的影响，显然是喇家遗址聚落考古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是环境考古的中心任务。结合聚落考古工作，我们开展了环境考古工作，通过野外实地调查、考古探方的观察和沉积物的实验分析，获取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和实验数据，最后确认这些遗迹现象是一场史前重大灾难事件的记录，由异常洪水和特大地震造成的灾害导致了喇家遗址的毁灭和人类的死亡。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导致的结合，揭示了遗址突然毁灭的原因，有助于喇家遗址聚落考古工作的深入。
二里头遗址是位于中原地区的一处大型都邑遗址，被公认为是夏朝的都城。凡是到过二里头遗址的人都会注意到，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都城的地位与目前遗址所在的狭窄空间十分不协调。如何解释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显然是二里头遗址聚落考古关注的问题。2008-2009年，我们围绕二里头遗址开展的环境考古调查，其任务之一就是重建古水系。系列钻探的初步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洛河曾一度改道，并在二里头遗址西侧注入伊河，废弃的洛河古道演变为冲积平原，并与北边的平原连为一体，宽阔平坦的冲积平原为夏王朝的都城建设提供了适宜的地貌条件。这一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古水系变迁对二里头都邑遗址在选址、空间展布格局等方面的影响，有助于二里头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下一阶段，我们还准备通过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的结合，了解环境演变对当时经济形态、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二里头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

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考古在聚落考古研究中的作用，目前最迫切的是需要考古学家的关心与参与。围绕聚落考古中可能出现的古环境问题，希望考古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想法，并协助环境考古学家有意识地去考虑和研究这些问题。这是未来环境考古工作能够在聚落考古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作者：夏正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考古。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