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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遗址中国考古揭秘 精绝国农业考古资料搜括记述(二)三、精绝国的农耕、收获、粮食加工与纺织工具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其这一国家和地区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就是一杆很好的标尺。从尼雅考古发现来看,精绝国的生产工具不是十分先进。犁耕技术在当时尚未出现。虽然在尼雅遗址出土的565号衣文书中有“干亥(猎)naksatra宜耕种、播种及翻耕葡萄园,定能结果增产”(43)字样,“犁”字也在衣文书中出现过,如:83号文书云:“关于犁地、大麦、小麦……由汝仔细〔……〕照拂”(44)。同时,牛作为家畜在衣文书中也多次出现,但是否已推广犁耕技术尚无确凿史料可以证实。正如殷晴先生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虽然“尼雅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有铁刀和铁斧等物,亦难断定有犁耕的迹象。据《洛阳伽蓝记》载,公元521年,宋云、惠生经此所见,其近邻且末尚‘不知用牛,耒耜而田’。说明在塔里木南端普遍使用牛耕是相当晚的”(45)。精绝国当时的农耕工具主要是耒耜。耒耜皆以木质为原料,都是较为原始的掘土工具。耒在新疆孔雀河下游原始墓地内曾发现过一件,“长22,宽8厘米,尖端及两侧薄刃锐利,有长期使用的痕迹。如附以木柄,是良好的挖掘沙土的工具。”(46)尼雅遗址发现的耜(原报告中称其为“木铣”),呈矩形,长49,肩宽22.5,厚约1厘米,刃部锐薄,上部有两孔,便于按柄(47)。撒种工具:利用树干的节部加工。发现者推测是精绝人播种时为在地面挖洞用的农具(48)。另外在尼雅遗址还发现一柄保存完好的木榔头,通长108,头长46厘米(49)。这种木榔头对于碎土或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用处很大。
收获工具以刀具为主,尼雅遗址出土的收割工具中有:石刀、铜刀、铁刀、和铁镰,1959年10月,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在尼雅遗址调查时,发现了一把精绝人收割庄稼用的铁镰刀,该镰刀刃部铁片,圆木杆。“刃片尾部嵌入木杆一端后再折转绕在杆上。因使用过久致使磨损,手持把柄处因长期汗水侵透而使木杆变色。杆长31.5、圆径2.5;刃片长12、残宽1―1.4厘米。”(50)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斯坦因编号为N37F1房子内,又发现一把。该镰刀“圆形木柄.上端较细,下端较粗。刀头为铁质,弧刃,刃部较薄,中间断裂,锈蚀严重。刀头穿过木柄固定在刀把上。木柄长31.80厘米,直径3.00厘米,刀头长18.60厘米,最宽3.30厘米。”(51)这两把镰刀都和现在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用的镰刀相似。这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精绝人在农耕生产方面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铁镰的出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精绝人当时是否大量使用铁农具的问题。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在遗址四周的房屋遗址边,发现了大小不等的铁匠铺、冶铁炉遗存以及在其四周散落着的铁锅、铁渣和铁矿等,在获得的遗物中还有铁镰刀、铜刀、铁针、铁镞、铁剑等”(52),但没有发现铁镢、铁锄之类的先进耕作工具。即没有发现像新疆农村今天普遍使用的一种多功能叫“砍土镘”的工具。然而,在拜城县克孜尔佛洞第175窟中,有一幅表现砍土、翻地动作的画面,两个龟兹人手中所持的镢、锄略近方形、宽刃,与今天新疆境内普遍使用的“砍土慢”形式酷似。拜城县克孜尔佛洞第175窟壁画的年代为晋。这从一个侧面又反映出新疆地区使用这种“万能工具”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此,笔者认为:精绝建国之初,或许还没有大量使用铁农具或者说金属工具。但,一旦他们掌握了冶炼技术以后,尤其是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信息的传入,金属工具的锻造技术就会很快出现,精绝人也会结合自身的生产实践特点和生活需要,发明和创造出适合本地生产和生活需求的生产工具。虽然我们暂时还未发现比耒耜更为先进的耕作工具,但不等于精绝人愚昧落后,除耒耜以外就没有再可以使用的铁制或铜制的耕作农具了。铁镰的发现,提供跟我们一个信息,即精绝人有可能在使用木制耒耜的同时,已开始使用比较先进的铁制或铜制耕作农具了。
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磨谷石。尼雅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呈马鞍形,1993年11月1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尼雅遗址以北地区北纬38°16′45.8″东经82°46′57.8″调查时,在一高大沙丘底部发现了一完整的大型马鞍形石磨盘。后又在北纬38°17′57.8″;东经82°46′48.6″处采集到较完整的石磨盘两件(编号93NBC:3―4)。93NBC:3石磨盘,青灰色,长22.5厘米,宽9厘米。93NBC:4石磨盘,青灰色,系砾石制成,长28厘米。11月2日在北纬38°21′58.6″;东经82°48′21.6″处又采集到马鞍形石磨盘一件(53)。尼雅遗址发现磨谷石三块,“青色沙石质,两面都有磨用过的痕迹,因而使用部分已薄成2厘米,长32厘米,宽13厘米。”(54)杵臼之类的粮食加工工具未曾发现,说明精绝国人在粮食加工方面使用的还是单一的研磨脱皮方法。
这里附带说一下,尼雅遗址随处可见的一种防鼠害工具,它是一种捕鼠夹。此夹木制,长度35―41,宽处8―10、窄处4―7、厚2厘米。用长条木板刻成,两端宽窄不等。宽的一端中央有一个大圆孔,孔上附一小木片。木夹顺长的中央,刻一长槽,窄的一端有一小孔。有的背面还刻有像“万”字或像“十”字的纹饰。(55)捕鼠夹在尼雅遗址的普遍发现,说明精绝国时期鼠害严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丰硕劳动成果――粮食,就要与鼠害作斗争,捕鼠夹也就应运而生了。
纺织工具有:陶纺轮、木纺轮、纺杆、木制带杆纺轮、木手、纺锤、撑幅、提经等。
尼雅遗址发现的陶纺轮有两种:“一种食用夹砂粗陶片磨制的。直径5,厚1,插木杆的孔径1厘米;另一种是专门制作的红陶纺轮,底作半圆形状,平面上刻有四角月牙形锯齿状纹;外缘有圆形树叶纹,直径6,厚2.5厘米”。“木纺轮系用木片削成扁圆状或半球状,中间有孔可以穿杆。一般圆径4―6,厚1.5―3厘米”(56)。“纺杆用木杆削成中间稍粗而圆、两端细长形状,中间粗肚可以卡住纺轮,作纺毛线用。长短不一,一般长17――57厘米”(57)。
木制带杆纺轮有大有小,大的是加工毛线用的,小的是纺棉丝用的。59MN001曾出土过一件大的木制带杆纺轮,该“纺轮为半圆形状,直径5.3、后2.5木杆长30.5厘米。”发现者说:这是“为畜牧业居民加工毛线的工具。纺出的毛线,可织毛布、也可合为毛绳。这种加工毛线的工具,至今在新疆牧区仍然沿用。”(58)95MNⅠ号墓地M8出土有一件小的木制带杆纺轮,纺轮圆形,直径2.4厘米,纺杆长11厘米。笔者推测,这件纺轮可能是用于纺棉纱用的,或者是纺丝用的。随同这件小的木制带杆纺轮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精致的“纺轮盒”,“系用一圆木镟制,平底,器身外用宽4.2厘米素皮革包裹,上下用2.4厘米宽的红色皮革镶边,下部的红皮革边上还做出一周连续三角纹样。口沿部穿孔,系一8厘米长的皮绳,口沿略残。口径4.8、高7.6厘米”(59)。由此可见,木制带杆纺轮中还有更为小巧精致者。这更为小巧精致者只能为纺丝织锦所用。
木手是织毯用的一种打纬工具。尼雅遗址发现的木手,用圆木削成扁平状、形如木梳,一端有小柄,使用时可以手持,另一端刻成一排整齐的小齿槽,长5―19,最宽处8―10厘米(60)。
纺锤在雅遗址发现过2件,用软木(原文为LightWood.译注)制成(61)。
撑幅、提经都是精绝人织土布用的纺织工具。尼雅遗址发现的撑幅,是一种扁而长的木杆,两端各刻有凹槽和牙尖。长38―54、宽1―1.5厘米。在一处发现五根,长短不齐。据当地群众辨认为是古时织土布用以是布平整而便于穿梭的撑幅。
提经是在一根细长的树枝上,穿着一排整齐的、用细毛线连续结成的网环。长38厘米,当地群众鉴定系织土布时用以牵引经线的提经。此提经与上述撑幅在同一地方采集(62)。
尼雅遗址发现的纺织工具,主要以纺毛织品的工具居多,纺织棉布的工具次之,纺织丝锦的工具尚不能确定。历年来,尽管尼雅遗址汉―晋墓葬中曾出土过不少毛纺织品、丝织物及少量棉纺织物,诸如:59MNM001号墓出土的“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63);95MNⅠ号墓地M8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织锦;“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宜子孙”锦;“文大”锦;”安乐绣”锦等等(64)。但这些丝织品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中原输入的,或者说都是中原王朝对精绝王国的赠赐。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尽管当时精绝人已大面积栽植桑树,但桑树起初主要是作为绿化树种和果树来栽植的,“植桑育蚕”处于次要地位,这与当时精绝人“养蚕不以为丝”,不懂缫丝技术有关。他们对蚕茧的利用,往往是待蚕蛾破茧,已成“蛾口茧”后才作以丝绵。这一点从衣文书所反映的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译集》第35号文书是一件国王下达的推迟丝债调查的命令:“应阻止苏祗多调查,目前没有由中国来之商贾,因此丝债不必调查。关于骆驼之事将麻烦耽没辛那。当商贾由中国到达时,再行调查。如有争执,朕在皇廷将会作出决定。”(65)
很明显,丝织技术精绝人当时还没有掌握,精绝国当时所用的丝绸还是由中原(中国)商贾运进来的。只能说纺织土布当时在精绝国民间已经比较流行。毛纺织品是他们的主要手工业产品,其毛纺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纺织品中不仅有普通的毛毡、毛布、毛毯,而且有平纹毛织物、罗纹毛织物、回纹细毛布、拉绒织物、彩色地毯、人兽葡萄纹彩Y、菱格纹套四瓣花彩Y等(66)。
四、精绝国的水利灌溉与凌阴设施
如果单从尼雅遗址发现生产工具的表象分析,精绝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的确是十分低下的。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以木制的“耒耜”为尺度来衡量精绝国的农业生产水平,那尼雅遗址发现的大批的以木制构件为主的大型佛寺、宫殿与那些宽数英尺,长数公里的水渠和坚固的堤埝、涝坝以及需要一定建造技术的冰窖、蓄水池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说,对精绝国农业生产水平的认识,还要通过对尼雅遗址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可以肯定,在牛耕技术尚未运用之前,精绝人在使用木制耒耜的同时,已开始使用比较先进的铁制或铜制耕作农具了,因为在尼雅遗址聚落群房屋四周分布着大小不等的铁匠铺、冶铁炉。虽然考古发现目前还没有找到精绝人使用较之比木制耒耜更为先进的铁制或铜制农具,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生活在沙漠绿洲上的精绝人,从他们的先辈时候起,为了生存,就首先认识到:兴修水利,引水灌溉,是提高农作物单产和总产,取得农作物丰收的重要保证。至此,他们已经掌握了在沙土地上修筑堤埝、涝坝;开凿渠道、建造水池、冰窖的技术。他们不仅把尼雅河水引到了自己住宅周围的果园里,而且把渠道修到大田间。不仅使自己家园四周绿树成荫,花果飘香,而且使广袤的田野上处处五谷丰登,杨柳成排、成行。不仅保证了日常生产、生活的用水,而且建造凌阴设施、运用冰镇低温贮藏技术,保鲜和贮藏肉类食品及水果蔬菜,进一步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考古所见:在尼雅92B9(N3)、92B8(N4)、92A1(N9)诸遗址,有精绝人当年所修的灌溉渠道遗迹,沿着古灌溉渠两侧有成排成行的、人工栽植的白杨树分布。这些白杨树,都长得粗大而又直挺。其胸径平均在30.00―40.00厘米,个别粗达50.00―60.00厘米。据王守春先生观察,白杨树的年轮距在1―2毫米。按平均1.50毫米的年龄距计算,这些树木生长的时间在100―150年以上。都未经人工砍伐,它们整排的倒在古灌溉渠道的两侧。显然,这是由于渠道的水流中断以后枯死,进而由于风力将地表土层吹走,树根暴露,使树木倒在地上(67)。这些渠道通向哪里,毫无疑问,通向农田,通向精绝人家园的果园、水池。尽管精绝人当年耕种的农田和修筑的灌溉渠道都被黄沙所掩埋,但它们在空间上的连续性是不可置疑的。正如马国荣先生所说:“在尼雅遗址内大面积的果园间,居民住宅之间,分布着一个个贮水池。渠道纵横,将它们互相连接起来。”(68)在尼雅遗址(N.Ⅸ)一宅子东西果园外面,也曾发现过一条小沟渠,约8英尺宽,从南到北约100多码。衣文书中曾有“vasu莱毕耶报告,彼之田园及住屋均被阿钵吉耶放水所淹”(69)的记载,说明,当时精绝人所修的引水渠道水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虽然衣文书中没有见到精绝国的“水官”,但精绝国从尼雅河通过人工渠引水入注,无论是农田灌溉,还是生活用水,都由官方统一调配,连接各村的主干渠道的放水口是固定的,不到规定放水时间或不经“水官”批准,是不能随便开口放水的,造成水资源浪费,是要受到惩罚的。
《译集》第604号文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情况:“夷都伽・伐色摩那陛下在位之7年6月25日,舍古娑・舍掖蚩封口。该封口于凯牟・钵里特。水已供给。证人为asgasa莱没苏及僧人犀伐犀那。当凯色吉耶将somgha(=?)引至罗摩迦一边去时,sothamghs莱毕耶打开封口。当时犀伐犀那借用了水。而拔犀那却将该水强行截断〔……〕。该封口由耽没支瞿打开〔……〕莱没苏系证人。”(70)透过这件文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这件文书的作者正是管理“凯牟・钵里特封口”的水官。
《译集》第502号文书是鄯善王接到僧人莫遮钵梨耶报告,告阿钵尼耶将借来之水给了其他人用,便下令当地官员:“务必作详细调查,此水是否由阿钵尼耶借来,是否将借来之水给其他人。另一方面,若排水口(apanaya)未曾准备好,则无权要求阿钵尼耶赔赏损失。若非如此,等等……”(71)可见,精绝国当时对水资源利用是十分珍惜的,无故造成水资源浪费是要受到经济制裁的。
水利不仅是精绝国农业的命脉,而且直接威胁到精绝人的生活和生命。每年夏秋季节,尼雅河的水水流充沛,而到了隆冬季节,尼雅河就会结冰断流,不仅使植被缺水,而且使人畜饮水也将发生困难。蓄水池的作用,主要是在停水灌溉季节,为人畜提供饮用水。所以说,修筑水池、涝坝是精绝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1901年,斯坦因曾在距N.vⅢ.号废墟东北约200码发现了一座当年精绝人用的水池。此水池由约48英尺长的堤岸围成,斯坦因对水池作了如下描写:“堤上有枯萎的大杨树桩,它们曾经跟水面带来树荫,犹有一棵仍耸立着它那瘦削发白的树桩,它高约12英尺。尽管水池中央积沙约6英尺深,其中一个小土堆引起我的注意,它的直径约5英尺,高出沙面2.5英尺。工人们立即从中辨认出现代乡村水池中提供的一个仍有规律性的特点。当这些都清理出来之后,在水池中央出现一通称domhcl的小土堆。工人们向我解释,它是供水渠定期对它重新供水之前,标志水池第一次放水的水位下降水平的。”(72)
所谓凌阴设施,在这里指的就是精绝人建造的冰窖。大家知道,精绝人是一个畜牧业比较发达的民族,肉食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夏季,宫廷内和富人们,一时宰杀的牛羊及其它牲畜的肉用不完,不可能扔掉,这就要防止腐烂,需要冰镇保鲜。同时,在国王的宫殿内、在贵族们的豪宅内,盛夏之时,谁不想摆放冰块来降温?精绝人的凌阴设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冰镇低温贮藏技术在我国出现比较早。前不久,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内,曾发现一处用于冷藏物品的凌阴遗址。该凌阴遗迹是在一个深达2至3米的窖穴底部,再向下挖一个长方形坑,此坑深达6米以上。(73)这与过去在新郑发现的凌阴遗址有相似之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豳风・七月》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不仅如此,相应的周王室还有一套完整的凌阴管理制度。据《周礼・天官冢宰》载,冢宰下属有“凌人”,“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冷斩冰,三其凌”。“凌人”就是当时管理冰政的官吏。凌人之下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下士管理众事,府主藏文书,史主作文书,胥管十徒,八胥有徒八十名,胥徒是冰窖出纳的主要劳动者。“凌阴,冰窖也。”《初学记》引《风俗通》云:“积冰曰凌。”“阴,通窨。”窨,古释“地窖”,据笔者研究,秦雍城姚家岗遗址和韩都新郑故城西城宫殿区所发现的“凌阴设施”,在建筑设计方面都表现出高超的技术(74)。当然,精绝人的贮冰技术并不是由内地传入的,而是精绝人在生活、生产实践中的一种发明创造,其建筑特点自然有其西域民族的特点。
在斯坦因编号的古代住宅区NⅡ的西边,有一处古代冰窖。斯坦因这样描述:“在一间约12×9英尺的小房间中,工人们发现两根杨木,并排半埋于地面之下。我从科里雅带来的向导阿不都拉立即就认出,我们发现了一个冰室(muzkhana)或冰窖。树干通常是用来使冰块不致接触地面。阿不都拉的看法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因为在两根树干之间,发现了大约2英尺厚的一层杨树叶,这些树叶仍是现今的富裕村民在夏天贮存东西时,常用以盖冰的一种习惯。”(75)1992年中日考察队在尼雅遗址“位于佛寺(FS)的西部,距佛寺约10米,中间隔一道南北向的篱笆墙,墙已倒塌,仅剩残木桩。该建筑平面呈四方形,长4.00米;宽3.25米。地表可见四根较粗大的方木柱,暴露地表1.5米左右,每根木柱长0.25米、宽0.20米,在每个木柱的顶部与另一木柱相对处各有一卯孔,可能其间用来放置横木进行支撑加固,使之成为木框架结构。该建筑内由上往下均为纯净的填沙,至2.20米处时发现有一些枯树枝、麦草和骆驼刺,再往下仍为较纯净的黄沙。……参照与此同类的建筑形制,初步判断为冰窖”(76)。类似于这样的冰窖,几乎在尼雅遗址每一个大的聚落群居址内都可以找到。可见,利用冰窖藏冰对精绝人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简便、实用的冰镇技术是生活在沙漠绿洲古精绝人或者说是古西域人的一项发明和创造,这项发明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迄今还在使用。
五、精绝人的农时观念与农田管理
前面我们提到斯坦因编号的N.Ⅲ、N.Ⅳ、N.Ⅴ、N.Ⅷ、N.Ⅸ住宅遗址正面或侧面都有果园分布,精绝国的许多富人在自家庭院的周围都经营有果园,园圃业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收入中应占有一定的比重。从衣文书反映的情况来看,精绝人对农耕时节和农田管理十分重视,衣文书中有不少关于农时、犁地、播种的记载。
《译集》第83号文书是一件“瞿钵尸没多致其连襟莱比耶有关农事的函”,函中云:“关于犁地、小麦、大麦和adimni由汝仔细〔……〕照拂。”“余等已奉上礼物一件。……彼等在汝处播种于已耕地上所用之谷物,请莱伐罗色摩作一账目。”(77)这件文书所反映的情况:瞿钵尸没多委托其连襟莱比耶找人耕地、播种时,不仅要记清谷物帐目,待日后付给播种者,还要提前准备一份礼物待找人时送上。否则,怕找来的人不细心播种或种不好,影响到来年的收成。
第160号文书是“tasuca鸠那罗及苏那迦致cozbo莱比耶有关耕种函”,函中云:“汝曾派凯托那来此耕种,涉及水和籽种之事。余已知悉送此契形文书。该契形文书内未曾提及水和籽种。据该老人说:舍凯之一块田地已给cozbo莱比耶使用,水和籽种未给。按照该地从国王陛下处接受之情况来看,该地系属汝所有。汝处或许有关于水和籽种之任何亲笔信,或若有内具详情之命令书,应找出送此。若无此类文件,水费及籽种应即由汝送来,耕种将在此进行。同时据该老人说:当舍毕迦住于此处之时,地向来由彼供给,籽种和水则有舍凯人供给,耕种由katmas进行。”(78)
tasuca鸠那罗及苏那迦在信中反复强调水和籽种的事情,说明莱比耶在舍凯这一块地,此次耕种时就需要立刻浇水。不然的话,tasuca鸠那罗及苏那迦不会对有关水和籽种的“任何亲笔信”、“命令书”如此重视,也不会要求莱比耶“若无此类文件,水费及籽种应即由汝送来”。
透过这封信所强调的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出在沙漠绿洲的古精绝国,水对谷物生长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肯定地讲,精绝人所种的庄稼,从备耕到播种,一直到成熟收获,其间浇水灌溉远不是一两次能解决问题。为了保证谷物在出苗过程中苗齐苗壮,土壤里必须有足够的水分,所以精绝人在备耕前就要对所耕种的土地先浇一次水,出苗后一直到谷物成熟,其间可能还要浇三次以上的水。这不是笔者的臆猜,尼雅遗址出土第703号、第72号文书分别有:粟在播种前“地现已浇水”,和“小麦曾灌水二、三次”的明确记录(79)。
过去,在农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勿违农时”这句话,什么季节种什么,这是一定的。提前或推迟作物的种植,都有可能造成减产或不收。所以农忙季节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尼雅遗址出土的第225号文书就纪录了精绝人农忙季节,多人在多处,争相播种的事实。
该文书正面云:“2、sramana僧伽钵罗那收到谷物1米里马。4、另一次播种已在〔……〕地上(进行)。5、索柯多之地正在播种〔……6、余已在克德沙那之土地上播种;收到2米里马谷物。7、〔……〕土地正在播种;因此,收到2米里马谷物,又收到6希酒。”
反面有:“〔……〕5、及1vasparta(rasparta)。彼在该处系(?)。此高地上正在播种。……”之文字(80)。
这说明精绝人在种植庄稼、掌握季节时令方面,是相当重视的。否则,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人、这么多村争相抢种谷物的场面。第320号文书内容是:某致函人反复恳请收信人考虑,让布伐犀那或舍必伽为其进行耕地和播种,生怕误了农时。(81)同样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精绝人的农田管理,在衣文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小麦曾灌水二、三次。此系灌水纪录。”字样,也可以看到有关葡萄园田间管理的纪录。《译集》第586号文书,是“达摩娑与司书罗没索磋买卖葡萄园的契约”,其中云:“有一男人,名达摩娑。彼愿意将内有15sujada之葡萄园一所以及地上之树卖给司书罗没索磋。给价马1匹。双方同意并作了决定。自今以后,司书罗没索磋对该葡萄园有权支架、拆架、剪葡萄、饮酒、交换、出卖、为所欲为。”(82)尽管这件契约中没有关于葡萄浇水的记载,但葡萄浇水也是可以肯定的。通过这件契约,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精绝人对葡萄生长的田间管理的全过程,即对葡萄的“浇水、施肥、支架、拆架”和入冬前对葡萄藤蔓的覆盖防冻处理或秋末初春对葡萄的整枝修剪等等。契约中的“剪葡萄”,应该理解为对葡萄藤蔓的修剪,而不是指采收葡萄。
当然,此时精绝人的农田管理水平还谈不上精耕细作,但也不是粗放经营。他们的粮食单产和总产在一般正常年景下,可以自给有余。不像有些以畜牧为主的西域小国,诸如:依耐国、“少谷,寄田疏勒、莎车”。蒲犁国也“寄田莎车”。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山国“籴谷于焉耆、危须”。《汉书・西域传》有此方面的记载。所谓“寄田”,就是缺粮国委托相邻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该国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并将其收获的粮食通过实物互换或卖给它。师古曰:“寄于它国种田,又籴旁国之谷也”,(83)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见于衣文书鄯善王把“精绝王国”降为“凯度多州”,州以下又分诸多村。如、“耶吠”、“舍凯”、“比多村”、“阿夷耶摩村”、“夷楼没提那村”、“多罗沙村”、“耶和村”、“那伐伽村”、“凯提沙的毗村”等等。其实际人口可能要比《汉书・西域传》所记的“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要多。即便如此,也从未出现过“寄于它国种田,又籴旁国之谷”的现象。
据浙江大学卢向前教授对《武周长安三年(703年)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等一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结论:麴氏高昌王国与唐西州时期,吐鲁番人种植葡萄的管理水平和亩产量与现在相比,已无多大差别,他从《租契》中双方约定的年租金测算出:当时一个新葡萄园亩产量(以当今亩产量论)三年后可达到1500公斤左右(84)。从精绝人对葡萄园的管理水平来看,笔者断言,精绝国中后期的新葡萄园,三至四年也可以达到盛产期,其葡萄单产有可能已达到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人当时的水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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