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3)

  来源: 中国汉学网

不良学风的第三种表现是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嘘最恶劣的事例是自封为教授的徐德江，把他错误百出的观点自我吹嘘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徐德江理论”。对此我已在拙文《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刊《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4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德江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将这种吹嘘进一步升级。徐德江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33页借法国一名汉语教师白乐桑之口，吹捧在巴黎举行的第27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会上他的连文题到内容都错误百出的发言《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①ｄ］“对汉语、汉字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实，巴黎会议上一百余人都不屑于听他的发言，只有四个人参加轮到他发言时的会议：两个是分组会议的主持人，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我。我是专为批评他的发言而参加该分组会的。（详拙文《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①ｅ］）。接着徐又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自我吹嘘，说：“他……的论著……代表着当代［②ｅ］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遗憾的是，类似的无原则吹捧并非个别。海南大学教授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语言学方面错误百出，严重歪曲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还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已写了两万五千字的长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该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白烨尽管在该书序言中说他读该书稿时，带着挑剔眼光，却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错误，相反在该序中吹棒鲁枢元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该书“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很光彩耀人”，并称赞鲁君在“语言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称他为“理论家”。
《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发表的韩少功致鲁枢元的信，竟吹捧鲁的错误百出的《超越语言》为“快餐式的十全大补”“有里程碑意义”。
申小龙的自我吹嘘也令人作呕。他居然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汉语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系统的新学说”（见他为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丛书》［实际只有四本］写的总序）。苏新春竟赞同这种自我吹嘘（见戴昭铭主编的《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第27页）。1995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第七版以首篇位置发表胡以申的文章，也对申小龙的所谓“文化语言学”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说他“在‘文化语言学’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我在拙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等著述中早已多次指出，从语言看文化，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古生物学和词与物等学派早已研究过不知多少遍的老课题，因此，提出“文化语言学”这个新术语，并不等于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即使就我国来说，现在这些所谓“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拓者所谈到的许多内容也早已是我国的训诂学著作探讨过的问题。例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就详述了“《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制度、生产、科学、医疗学的资料”。陆著《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也有专节“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因此，申小龙等将所谓“文化语言学”称作“新学说”，这就像俄谚所述，无异于“发现了已被发现的美洲”。
不正学风的第四种表现是一稿多投。申小龙数年内出了20多本书，有一些是大同小异的内容（包括抄袭他人著作的部份）经过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用不同的书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关于学风，我国朴学有良好的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已故张舜徽教授在其《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前言中有一段话谈到乾嘉学派中“有的学者，甚至将毕生的心思才力，投入一部书的深入钻研。当时朴实治学的精神，形成了风气，各效所能，写出了不少专著，留下了丰富成果，给予后来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献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方便。这种成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湮没。”反观我国现在个别中青年，可能是受我国目前商业界出现了一些暴发户的影响，急功好利，写书和写文章，往往粗制滥造，信口开河，甚至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倒批评别人“急功近利”（见下引《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66页），并且用一些歪理为这种行为辩护。例如申小龙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5―167页）居然反对“立论（要）无遗漏地寻找经验材料的‘证实’”，鼓吹“‘痛快’、‘偏颇’之论往往是至理名言，真知灼见”，“一些新思想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振（申误作“震”）聋发聩”；申甚至“鼓励冒险”，活脱脱地流露出一种急于求名的心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陈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树立科学的现代争鸣意识》竟然同意这些谬论，将它奉为“科学争鸣意识”。
近年来，在开展学术批评方面起了良好带头作用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福建外语》《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湖北大学学报》《现代外语》等。《北方论丛》虽然发表了大量文章，对申小龙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但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和其他人的文章。根据不精确的统计，在语言学和文字学方面发表批评文章最多的刊物是《福建外语》和《北方论丛》。遗憾的是某些语言学刊物对上述种种不良学风几乎是不闻不问，仿佛身居世外桃源。这只会助长语言学界的这股浊流继续泛滥。没有强大的学术批评，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徐德江的错误百出的所谓论文竟然收进《小学新实验课本・语文》的“教学指导文选”（见《教学实验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09页，1994年），流毒甚广。后果之二是台湾新学识文教出版社竟要求购买申小龙的全部著作的版权（见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前言”第10页）。这只会影响我国大陆的语言学声誉。《光明日报》1995年10月12日第2版的头条新闻“艺德建设是文艺界的重要课题”。我觉得，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从这些年来上述种种乌烟瘴气的弥漫，我们应得出深刻的教训：学风的衰败，固然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在学术界的反映，另方面也因为我国大学教育中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严重忽略了文德和学风的教育。建议我国大学将宣传出版法、遵守出版法、尊重他人劳动作为大学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或者在大学德育中包括上述内容。要使全体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著述（包括毕业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中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其性质如同考试作弊，是应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的。
徐纪敏在《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493页）指出：“科学家的业绩表明，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而一切道德堕落的人必将走上与真理相违背的道路，从而毁灭他科学的生命”。
这些年来不正学风蔓延，除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外，有关出版社也有一定责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或不熟悉语言学专业，或审稿不严，或一窝蜂地就相同的选题（如“文化语言学”）向同一个中年作者约稿，致使他不得不走上剪刀加浆糊的错误道路。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外古今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给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唐兰在上引《古文字学导论》（第28―29页）上说：“近来学术界有一种风尚，崇信异国人所做的中国学术研究，而把自己的专门学者看成‘东家丘’。异国人的治学方法，可以钦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们也有所短。即如语言和文字两方面，语言声韵是他们所能擅长的，文字训诂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见异国人对语言声韵研究得很有些成绩，就去推崇这一类学问，因之文字学就不被重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话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加之陈伯达一度推行错误的“厚今薄古”的方针，以致我国在一个时期曾将传统语言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打入冷宫。打倒四人帮，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然而，对我国传统语言学，包括训诂学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我国和北师大最早的博士生导师、被誉称为章太炎黄侃学派奠军、学富五车、著名的国学大师陆宗达教授（1905―1988）所著《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出版的最早的两部传统语言学著作，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复兴，起了很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说文解字通论》在痛斥四人帮污蔑《说文解字》为“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典型著作”之后，用一章篇幅客观地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巨大成就和局限性；因此这两部书培育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几代学人，是高等学校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本人从中受益极深。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启发，我才得以发表七篇“比较词源学”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