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国七穆世卿政治的内部秩序及其特点（2）

  来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鲁哀公五年(前490年)有“子思”。杜预注：“子思，子产之子国参也。”哀公二年铁之战时已见驷弘。哀公七年(前488年)，“宋人围曹，郑桓子思日：‘宋人有曹，郑之患也，不可不救。’”“冬，驷弘帅师救曹侵宋。”哀公二十七(前468年)年，晋知伯伐郑，“驷弘请救于齐……雨，不涉。子思日：‘大国在敞邑宇下，是以告急。今师不行，恐无及也。’”从这些记载看，“驷弘”、“桓子思”及“子思”两次联言，而人物的言行思想是以一贯之的，像是一人所为。尤其鲁哀公二十七年驷弘请救于齐时的“子思”似不可能为国参。因为国参之父子产于鲁襄公时能谈论国政，襄公十年(前563年)平定西宫之难，故此时子产即使未成年也应该有十七八岁。至襄公十九年为卿时，子产当有二十七八岁。即使以该年国参才出生计，到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国参首见之时，也已经45岁。而且，国参首见距离子思请救于齐已有四十三年，故哀公二十七年时的国参已88岁。这一长寿年龄在当时似乎不大可能，同时以88岁高龄千里迢迢去请救于齐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以此推断，“子思”并不是国参的字，而应该是驷弘的字，“桓子思”乃是驷弘的谥字并称。因此，国氏在春秋末年势力亦湮灭无闻了，政坛上只剩下罕、驷两大家族。


    随着国氏势力的衰落，六卿的传递顺序被彻底抛弃，七穆的联合统治走向破裂。《韩非子。说疑》：“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成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赵、魏三子分晋。”太宰欣疑为驷氏之后。从列国之卿大夫一家或几家独专的政治状态来看，春秋将入战国矣，郑国七穆这一世卿集团政治也以一家独专而宣告结束。


二、七穆垄断权力的特点


    七穆集团发展了郑国的世卿制，这种政治体制既具有当时世卿制的普遍特点，即集团垄断性世袭，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1.集团性


    从子良开始，七穆参政人数不断增加，权力范围也逐渐扩大，至子产执政时，七穆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就七穆各氏都要事外交、总师旅而言，不任执政卿的诸卿也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权力，七穆人员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权并不完全集中于执政卿一人手中。实际上，国之大政诸如外交、军、政等方面的权力由七穆各氏共享，应该说各氏的政治权力是平等的。


    郑国的执政卿只在七穆兄弟中产生是从子良开始的。鲁襄公二年，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七穆占据了最重要的三个卿位。郑国的“六卿”首次出现于鲁襄公九年，郑人与晋国约为同盟，“将盟，郑六卿公子W、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这次六卿的人员全部出于七穆，由驷、国、孔、良、游、罕六个氏族的代表组成，七穆中丰、印二氏尚未居卿位。至此，郑国卿权已完全控制在七穆手中。从控制三卿到攫取六卿，七穆在集团性垄断卿权的前提下发展了郑国的世卿制。


    七穆成员先后任执政卿者有：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驷颛(子然)、罕达(子{)、驷弘等共11位。而终春秋之世，郑执政卿总共才17位。至郑成公卒，七穆共经历了8君150年，约强于春秋历史长度的1/2。这足以证明七穆对执政卿权力的把持是牢固稳定的。


2.垄断性


    七穆兴起之后，其他强族开始衰落。据《左传》记载，正是在鲁襄公中后期七穆势力开始上升之时，泄氏、堵氏、石氏、侯氏、皇氏等异氏大族先后衰落。段志洪先生在《周代卿大夫研究》中对此有清楚的论证，她说：“七穆兴起前有较大影响的世族的衰落，应与七穆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当是在七穆强大势力的威逼下偃旗息鼓或坠命亡氏者。”这些异氏大族均曾拥有过帅师和外交之权，但随着他们的衰落，这些权力逐渐转移到七穆手中。从七穆与异氏大族的兴衰看，卿大夫世袭传承长久不衰之局面的出现，乃是其世代垄断卿权的结果。有卿权，则其家族和实力的生存发展就得以振兴、保障；若无之，“弃官，则族无所庇”，则其势力衰落，家族灭亡。


    七穆兴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鲁成公十三年(前578年)后郑不再有公族立家者。公族立家是指以公子、公孙的身份享有卿大夫的爵位和相应的权力。从广义上来讲，公族指历代国君的所有后裔，诸如郑七穆、鲁三桓等。但这些公族在当政后竭力阻止其他的公族立家，从而走向新旧贵族的对立面。因而我们认为，他们应属于世卿范畴，不应该列入公族立家的范畴之内。因此，狭义的公族仅限于当朝国君的直系后裔，包括公子、公孙两代。郑穆族兴起后，先后铲除了公子归生、公子班之党等，从此非穆族的公子公孙不再执掌郑国权柄，郑国权力完全掌握在七穆的世卿手中。


3.世袭性


    杨善群先生认为：“世卿制就是卿级高官由父子世代相袭的制度。”但是，通过对郑六卿的官、爵变化分析，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世袭情况。


(1)七穆集团的卿位并非父子相袭


    郑“六卿”始见于鲁襄公九年，“将盟，郑六卿，公子W、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人皆从郑伯。”此时郑之六卿由驷、国、孔、良、游、罕六个氏族的代表组成，七穆中丰i印二氏尚未居卿位。鲁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伐宣子于郊。”其组成是子瘥、子产、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分别属于罕、国、游、驷、丰、印六个家族。其中丰、印二氏已列居卿位，而良、孔二氏早已失掉了卿位。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丰、印、良、孔四氏的地位变化，而尤以孑L、良为著。子孔曾任当国，居卿位，然其后裔孔张仅为嗣大夫；子良的孙子伯有曾为执政卿，其子良止亦未见居六卿之位。子产于昭公七年立公孙泄、良止以继孔氏、良氏，只是把他们留在七穆集团内，对其尚强的势力进行安抚，防止他们走向对立面而已，并未有使其居卿位的记载。以上丰、印、良、孑L四氏地位的变化，说明七穆内部某些家族的卿位并不一定世袭，前文已述的罕氏世袭上卿之位现象在郑国只此一例，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郑各个时期的六卿人选均由七穆人员组成，七穆成员先后任执政卿者有：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驷颛(子然)、罕达(子腊)、驷弘(子般)等共十一位，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族。郑国不同阶段的六卿均由出自七穆的六氏组成，一氏分享一卿，为七穆各氏提供了充分共享政权的机会。这种六卿由不同家族的代表组成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各家族的势力相差不会太大，另一方面说明七穆实行的是联合统治，其世袭也是集体世袭，而不是单个家族的世袭。这一点也是某些家族内部卿位不一定世袭的最好证明。


(2)七穆人员所任官职并非父子相袭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年“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十年，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西宫之乱后，子孔当国；十九年，郑人使子展当国，子西听政，子产为卿。其中，频繁出现的“当国”一词，即是指国君治下的最高执政卿应当负有的管理国事的重大职责，也由此指代执政卿的职位和人选。七穆人员中先后职任当国的有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太叔等等，他们先后来自不同的家族，其中子罕、子展虽为父子，但其任当国的时机和顺序说明他们并非是父子相袭的历史事实。


    其次，郑六卿所任官职可以确定者有司马、司空、司徒等。襄公二年国氏公子发任司马一职；襄公十四年游氏子f任司马。这是同官不同氏的承继现象。至于司空、司徒，曾有“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的记载，但相关记载只此二人，别无他者。以国氏为例，父亲子国官任司马，而儿子子产的相关记录中除了“少正”、“为卿”、“为政”之外，不见有职任司马的记载；同时，孔氏家族中，子孔曾官任司徒、当国，但他自己就导致了家族的灭亡，其子公孙泄虽然被子产以官方态度扶立，“使继孔氏”，但仅此而已，始终被排除在六卿之外。因此国氏家族、孔氏家族的官职和爵位的继承都谈不上“世袭”。


    鲁襄公二十六年，“子大叔为令正”，杜预注：“主作辞令之正。”杨伯峻注为“乃是主稿文件之官”。左言东认为令正是执掌“外交辞令”的职官。杜注和杨注的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因为外交辞令需要慎重考虑，有先打好草稿，再经过审定、润色，最后落实成为官方文件的过程的，“主作辞令”属于“主稿文件”的范畴，同时，作为“天下之中”的蕞尔小国，郑国尤其重视外交，以求得在大国夹缝中生存，因此，不但不冲突，“主作辞令”还几乎成为“主稿文件”的同义概念。虽然如此，我们认为将“令正”释为“是执掌外交辞令的职官”，还是更符合历史要义的，也更切中要害。鲁隐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杜预注：“五正，五官之长。”因此，古亦谓一官之长为正。故“令正”当是主作外交辞令的官长，其为职官无疑。那么，在游氏家族中，子大叔官任令正，而其父子f官任司马，这就出现了父子同氏不同官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证明七穆内部就某一氏而言不必是世官的。


    再次，七穆人员关于官位是否父子相袭的情况，本身就持否定态度。据鲁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卿伯有，派驷氏公孙黑(子皙)出使楚国，公孙黑推辞不去，伯有重申派任的理由，日：“世行也。”你家世世代代都是外交使者，这是你的职责所在！而子皙理直气壮地推脱：“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可往则往，有危难则止，无所谓代代为使者。他作为驷氏家族的一个庶子，公然否认父子世袭“行人”的事实，竟然大怒，“将伐伯有氏，大夫和之”，他的行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相反还受到当时在场人员的同情，至少也是默认，相反，“郑大夫盟于伯有氏”，指责伯有祸乱郑国，预言天将“夺伯有魄”。可见，这个父子相袭的“世行也”，除了是伯有为了报复宿怨而有的冠冕堂皇的说辞外，在七穆成员面前它似乎根本不是什么必然执行和遵守的大政原则。七穆人员这种对父子世袭的不坚持、不认同，甚至指责，本身就是对父子世袭官职的一种否定。


    另外，如前所述，郑各个时期先后任执政卿的人选有：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驷颛(子然)、罕达(子{)、驷弘(子般)等共11位，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族，这本身就否定了郑国不同阶段的执政卿人选出自父子相袭，历史事实是他们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各家轮流派出代表出任执政卿的职位，而非父子世袭。


    综上所述，七穆作为郑国利益最强大的世卿集团，他们共同维护的是宗族利益而非一氏一家的私家利益。七穆从得到三卿到垄断六卿，打击并压制了七穆以外的世族对卿权的觊觎。可以说，六卿均由七穆人员担任，他们从总体上做到了世袭。但具体到七穆内部某一家族而言，其爵位、官职不必世袭。这就部分地否定了“父子相袭”的情况。而且七穆整体世袭卿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世卿没落，而并非杨善群所言七穆“时断时续世袭卿位，执掌国政”。因此，我们所认识的春秋时代的世卿制，尤其是郑国的世卿制度，并不是仅指一家一氏的子孙承继卿大夫的爵位、职官，更重要的是指卿大夫的人选世代产生于一个固定的氏族集团。这种世卿制世袭的特点是集团性继承。


    郑国七穆是春秋时代列国世卿政治的典型代表之一，它的兴起反映了春秋时代中原世卿大族在历史舞台上的一般规律。七穆在国内联合垄断国家政权，并世代承袭之。七穆是按照卿权的传递次序来组织和分配政治权力的。他们以长幼顺序为原则确定卿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执政卿位传递的秩序。七穆各家族即围绕这一秩序展开了斗争与联合。各氏的实力消长使这种秩序在运行中发生变迁，人们对这种秩序的遵守与僭越本身即意味着各氏之间的联合与斗争。



作者：房占红  原题为： 论郑国七穆世卿政治的内部秩序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