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2)

  来源: 历史千年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与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