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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核心提示：在两宋三百年间，群臣从来没有要求朝廷澄清“祖宗家法”的实质内涵，而朝廷也无意对此内涵发布权威的解释。这就给后来的奉行者留下了选择的空间，一方面提供了操作执行的灵活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法制政令的混乱性。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在宋代出现频率之高，应用之广，任何对两宋文献稍有涉略者都会予以关注的。从1976年10月走过来的人，对那句“矫旨”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遗嘱”，应该还不至于完全淡忘。打一个不恰当的譬喻，“祖宗之法”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宋代版，而“按既定方针办”不啻是“祖宗之法”的现代版。对“祖宗家法”的把握，不仅是理解宋代政治特质的一把管钥，也会引发我们诸多的思考。
倘若希望深入了解宋代的祖宗家法，邓小南的《祖宗之法》是最适合细读深思的读物，台湾学者黄宽重推许这部专著“有叙述、有分析、有议论”，决非虚誉。至于作者，则是宋史学开山邓广铭先生的女公子，当今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掌门人，在学术上可谓是克绍箕裘。
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对前代、尤其是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在唐宋社会转型中，身份性的世族制度彻底解体，非身份性的庶族势力成为主体，社会变动不居，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借以自保的手段。士大夫的这种治家礼法，日渐进入君臣的视野。《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宋太祖称赞燕山窦禹钧的“义方”之一就是“有家法”。史称宋初李P，“其子孙辈亦皆能守家法”。宋真宗召见其子说：“闻卿家尤更敦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二圣指宋太祖、宋太宗，也就是所谓祖与宗。真宗之语，让人联想到宋太祖的即位赦书：“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太祖此语可从正反两方面去把握：其一，以治家之法治国，施以恩泽；其二，以国为家，视为私产。真宗之语，与太祖一样，都是以家国一体立论的。
后世帝王对其开国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也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帝王的“祖宗家法”区别于庶民家法的关键，就在于前者从根本上规定并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在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下，家法族规作为“准法律规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形成家法补充国法、国法混同家法的独有的历史现象。“祖宗家法”之类说辞尽管宋代最盛行，却非宋代所独有。直到清代，进谏者援引“祖制”为根据，西太后还厉声喝道：“我就是祖宗！”
宋代“祖宗家法”是一个内涵复杂层次丰富的命题。曾有学者这样表述：
宋朝统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
这些相对固定的内容，乃至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大臣与言事官等等（即便这些内容，也不是立国之初以条款形式制定出来的，而是“祖宗朝”以后逐步形成的共识），固然是祖宗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祖宗之法的内涵远不止此。这就容易造成对祖宗之法在理解上的差异，无论宋人还是今人都是如此。实际上，对“祖宗家法”的把握，需要区分不同的时段，区分行动的群体，即便是同一群体甚至同一个人，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对“祖宗家法”的认识、阐释也会有所不同。
大臣吕大防在给宋朝第七代皇帝上课时宣讲“推广祖宗家法”，将其内容归纳为八条：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这里所说八条（中国政治向来擅长归纳出八条或者四项），内容虽然已很丰富，却还是向尚未亲政、不谙治道的哲宗讲授狭义的“祖宗家法”。而宋人论“祖宗家法”，一般都从广义出发的。高宗曾说：“令进累朝《实录》，盖欲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孝宗也说：“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将历代祖宗的规模法度都说成“家法”，自是广义上的理解。
倘若深入剖析“祖宗家法”，不难发现它是由一系列做法与说法组合而成；而在诸多做法与说法之间，既有一体两面者，也有相互补充者，还有自相矛盾者；对两者的记载与诠释，既有累积与叠加，也有涂抹与粉饰。自第三代皇帝真宗起，就有一个对“祖宗”形象塑造与“祖宗家法”神圣化的过程。仁宗是第四代皇帝，当时从范仲淹到司马光等名臣从未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但到了第七代哲宗朝，仁宗已俨然升格为“祖宗家法”的化身，以至范祖禹要求哲宗“专法仁宗”。仁宗还是那个仁宗，但评价则大有轩轾。这就表明，对“祖宗”的认定，也是与时俱进的。
“祖宗家法”虽是列祖列宗决策措施积淀而成，却并不是不加选择都囊括在内的，总是根据某一时期的现实需要进行筛选或塑述的。把仁宗之政“塑述”成祖宗家法，显然与元v更化抵制王安石兴事变法息息相关。此为塑述例，再举筛选例。仁宗朝石介编《三朝圣政录》，曾记“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 大臣韩琦就说：“这种事岂可为万世法？自已沉溺，却怪罪于对象而杀了她，她有什么罪？倘若再有嬖爱，恐怕就不胜其杀了！”坚决删去了《圣政录》里这类事。这则故事说明，宋代士大夫在塑述、筛选“祖宗家法”时，是以“为万世法”的历史责任感作为追求目标的。
总之，“祖宗家法”并不是一种固定具象、条目清晰的实体；而是诸多规定背后起制约作用的一种轨范，一种反映宋代制度文化的精神性内核，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一种理念。随着时代推移，尤其是从北宋后期开始，百来年的前规后矩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这个框架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排他的），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这一提法受到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压力，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其间有缓进的调整，也有激进的变革；有认真的发掘借鉴，也有借祖宗以自重的托词，乃至阳奉阴违的玩弄。在两宋三百年间，群臣从来没有要求朝廷澄清其实质内涵，而朝廷也无意对此内涵发布权威的解释。这就给后来的奉行者留下了选择的空间，一方面提供了操作执行的灵活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法制政令的混乱性。
“祖宗家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奠基于太祖、太宗时期，其核心精神的具体彰显，其内涵的不断扩容，却有一个发展过程。
太祖立国，政治、军事、财政诸方面立法都贯穿一个原则，即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但朱熹评论太祖道：“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太祖正当开国，万事丛集，许多经制未及细化与深入。
太宗大赦诏书声称：“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岂敢越违”，活脱脱一个“按既定方针办”。但太宗“防弊之政”重在“内患”，所谓“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代“祖宗家法”主要用来应付内政（或曰内患），其中，第二代太宗的作用绝不亚于开国之祖。
然而，把太祖、太宗推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提炼，凝聚为“祖宗之法”，并奉为治国纲领的，则是第三代真宗与第四代仁宗，这两朝公认是士大夫思想比较自由开放的年代。那么，“祖宗家法”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如何由这两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提出，继而被不断阐释与发挥的呢？
本书指出，恪守“祖宗故事”作为裁断政务的最高原则，自真宗朝起。这固然不错，因为真宗即位制书就声称：“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但笔者认为，“祖宗家法”作为成说大行其道，应在仁宗朝，尤其在仁宗亲政（1034年）以后。景v元年（1034），知制诰李淑上书说：“太宗皇帝尝谓宰相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最为急务。”“祖宗经制”即“祖宗家法”，但太宗与太祖平辈，“祖宗”云云，殊为不典。据查，原文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九，当作“与卿等谨守法制”。李淑无心转述之错，足证“祖宗家法”已为说辞。两年后，范仲淹提醒仁宗：今日朝廷恐怕也有人（暗指吕夷简）“坏陛下家法”。“陛下家法”即“祖宗家法”之义，其后便为定说。这一说法的出现，既与北宋中期统治者与士大夫对家法普遍重视有关，也与当时士大夫“以忠事君，以孝事亲”的家国一体观在新情势下重新确立有关（这一观念自晚唐五代以来一度中断）。
“家法”而冠以“祖宗”，无非醒示这是先人轨则，具有规范继承者的作用。有一典型事例。据《退斋笔录》，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内批欲斩一转运使，次日问起是否已执行，宰相蔡确道：“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说：“可与刺面，发配远恶州军。”大臣章说：“如此，不如杀之。”问何故，答曰：“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快意事便一件做不得！” 章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最终，那个转运使既保住了脑袋，也没有刺配。由此可见，“祖宗家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宋代政治与制度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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