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3)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一 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
从正德中到嘉靖末，流传较广的建文史籍有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姜清《姜氏秘史》、郁袤《革朝遗忠录》、黄佐《革除遗事》、大岳山人《建文备遗录》（又称《建文事迹》）、符验的《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郑晓《逊国记》等多种。人物传记是史书最基的本形式，最早的建文史籍，如正德时期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等都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著的，但很快就发展为编年、纪传和人物传记各类体裁并存，如姜清《姜氏秘史》为编年体，符验《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为纪传体。这一时期的史籍多以“备遗”、“革除”、“革朝”命名，表明永乐靖难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建文朝还没有合法地位，史家们的笔触尚未能放开。但是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已经以保存史实为基本特征，和一些笔记小说中出于猎奇的记载目的截然不同，这表明史家们已经走上了客观描述建文朝历史的道路。
然而，这些史籍的编撰一般比较粗疏，后成之书依照前书，采择不广，缺乏考订，而且有很强的因袭性，一开始都是一种续作的形式。如何孟春《续备遗录》是补充张芹的《备遗录》，郁袤的《革朝遗忠录》据《备遗录》、《革除遗事》、《续备遗录》三书取舍而成，《建文皇帝备遗录》为割裂《备遗录》诸书传记资料缀合而成。[16]黄佐《革除遗事》又“本甫田宋公端仪《革除录》、清江张君芹《备遗录》，旁采诸家传记增 之。”[17]其中记载的建文忠臣只有33人，另有外传记载建文降臣25人。符验的《革除遗事》又“因嘉兴郁衮之书而修辑之”[18]；
二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特点
万历年间，建文朝史籍的编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从万历初年到万历末年，朱睦 的《革除逸事》、汪宗伊的《表忠录》、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张朝瑞《忠节录》、焦f《逊国忠节录》、朱鹭《建文书法拟》[19]等史籍不断推出。史家中既有朝廷官员（如张朝瑞为鸿胪寺官、屠方叔为御使。）又有草野布衣（如许有毂、朱鹭均未仕进），既有明代宗室（朱睦 为周王五世孙），又有专职史臣（如焦f曾官翰林院修撰），出现形成了朝野史家积极撰写建文史的状况。与前朝相比，万历朝建文史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万历年间撰写的建文史籍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褒扬忠义的性质增强。万历年间的建文史籍的编纂和前朝一样，遵循两个方向：一是建文四年的史事汇编，一是建文人物传记的编写。但是和前朝相比，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褒扬忠义的目地更加明显，出现了《表忠录》、《忠节录》、《忠义存褒什》、《逊国忠节录》等一批专门表彰忠孝气节的史籍，而象《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拟》一类综合性的史籍中（指不单有列传的史籍），收载的人物也都是义不仕二君的忠臣义士，改变了以往建文朝史著中建文忠臣和靖难功臣并书的现象。（如嘉靖时的建文朝史籍，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均有“外传”一类，为建文降臣和靖难功臣的传记。）以“忠义”、“忠节”为名的人物传记。
（二）　征引博洽。博采是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一大特点。张朝瑞的《忠节录》参阅了十七家建文史籍，涉猎了各类方志和笔记中的有关内容。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的《建文书法拟》征引更为丰富。屠方叔撰写史书时广涉各类史料和史迹，“凡国家之掌故，郡县之记牒，以及山经地志，崖镌冢刻之属”[20]无不留意，引书和其他资料达134种。《建文书法拟》也体现了“博收”这一特色，其“征引书目”一篇中开列的引用资料达64种，它的“附编”中还不次收入了各朝与建文史事有关的诗、论、叙、赞、铭、跋等内容近百余条。它们征引的广博是前朝的建文史籍无法相比的。但是一味的博采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如《建文朝野汇编》中采入明宣宗为建文帝之子的传言，显得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