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网 20世纪历史认识论方面的重大进步是历史主体性的引入，学者们认识到：在历史学家笔下，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在收集、整理材料及写作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著作渗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可能有个人兴趣的影响，也可能有党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响。我随便提几个名字，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如雷蒙・阿隆、卡尔、鲁滨逊、柯林武德、克罗齐等；至于他们提出的命题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等，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上述观点对后现代史学产生了影响，但后现代学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他们认为，历史描写采取陈述的形式，而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德里达就说，只存在文本，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毫无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尽量去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的因素，他们还会受到另一种主观的、甚至是先验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风格和修饰形式。因为历史著作通过语言来叙述，实际上就是讲故事；故事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设置、安排情节；至于设置什么样的情节，讲什么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则与历史学家个人的爱好、性情、人格等因素有关。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历史和文学没有根本的区别。“文学”一词，怀特用的是“fiction”，而“fiction”在英文中是“虚构”、“虚拟”、“杜撰”的意思。与极端的后现代史学家稍有不同的是，怀特仍然承认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宁愿称自己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只是它的存在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事实编织到历史叙述中去，该事实的客观性就丧失殆尽了。
从认识论和逻辑的层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史学的这些观点是成立的。但是，我们却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而行之。为什么？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我们要通过这门学术来了解过去，了解人类昨天的生活、成就、教训等等，如果我们放弃这门学术，放弃语言和文字，过去的一切我们就永远无法知晓――虽然它可能模糊、凌乱、抽象、不连贯、不准确，但毕竟是一种中介，在此前几千年的时间里，我们了解历史只能借助于文字和语言。今天虽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声像图片资料，但这些资料仍是经过了人们的加工，而且仍然只是局部、片段，将来的科学技术再发达，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全图景全时段的历史。历史学家批评后现代史学是“历史虚无主义”观念，是对历史学的“谋杀”，此观点虽然偏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后现代史学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确击中了传统史学的要害。好在后现代论者多非历史学家，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有自己多年形成的“行规”，只要按“行规”进行研究，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并被人们重视的。因为通过语言文字是我们了解历史的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我们尚无更加高明的手段。
如果说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方面是“破而不立”的话，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后现代史学是有破有立的，对中国史学尤其具有启发性，这在历史研究的选题上表现很明显。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在部分继承传统实证史学和鉴戒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盘照收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我国虽然是非西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西方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却差不多完全跟随或照搬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我们对历史进化论的尊奉，对现代化的狂热，对历史规律性的追求，对一元历史发展观的信仰等等。对于上述种种观念，我们长期以来缺乏反思和批判，更缺乏创新。比如，我们长期习惯于“大历史”、“宏大叙事”，出版了成千上百种通史、党史、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等，但空洞无物，重复雷同，枯燥乏味，普遍缺乏对人、对历史深刻和细致的研究和描述。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不见了，代之以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妇女、性行为、精神疾病等微观和细节，地方史、家庭史、妇女史、心理史、疾病史等方兴未艾，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当然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多种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的影响，但后现代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西方近代化运动的先行造成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话语霸权的牢不可破，而后现代主义将它打得粉碎，萨义德就认为，“东方主义”源于西方文明的排他性，西方需要人为地制造一个“他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和超前。我们看到，史学领域里的“非西方中心论”新论迭出，如“中国中心论”、“白银时代”、“大分流”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史学的确是“破”多“立”少，比如对历史研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但是，在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产生迷信的时代，不首先“破”，何能谈“立”呢？有人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现代性”，怎有资格谈论“后现代”？我想对持这种观点的人说，现实与观念可能脱节，有时观念可能先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地球变小了。
最后，我想说，后现代既不是历史学的悼词，也不是历史学的福音，它只是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冲击，盲目信从或排斥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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