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历史千年 “二律背反”：民本理念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生态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Ｖ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之后，往往出现大量的无主荒地，这就为封建国家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为了解决“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谨以弃业”（《魏书・高祖纪》）的严重社会问题，下令推行均田制。从北魏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均田制基本上一直沿袭下来，只是授田的标准和实施的情况有所变化。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国家手中已无多余土地可供分配，均田制终于宣告废弛。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使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荒芜的田土。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族王公贵族圈地之后，鼓励农民垦荒，“永准为业”。与此同时又实行“更名田”，把明朝藩王散在各地的田产交给原来承佃的农民耕种，“改入民名”，使自耕农的人数得以大幅度增加。
促使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自然灾害、繁重的封建赋税徭役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忽视饱经战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愿望，“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造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以至“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的后果（《汉书・食货志》）。贾谊在《过秦论》中，曾以秦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初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轻徭薄赋，减省刑罚，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自汉迄清，历代赋役制度屡有变化，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般说来，对于制度内的赋税徭役，农民尚能勉强忍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制度内的剥削。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隋朝初建时，赋役较轻，农民在籍户口数量增多，但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侈，又多次对高丽用兵，农民赋役负担空前加重，以至许多地区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食货志》）。清初整顿赋役，康熙诏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对明末以来备受摧残的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雍正为了遏制官吏对农民的非法盘剥，对官吏实行发放“养廉银”制度。但在封建制度下，提高俸禄并不能杜绝官吏的贪污。许多官吏在领取“养廉银”之后，照样对农民“横派滥征”，以饱私囊。
反对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主张的士大夫反对封建的剥削制度。它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存在矛盾的一种反映。晁错说，商人地主“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董仲舒则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指责地主豪强“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地主兼并农民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中有人主张恢复井田制，“限夫田以断兼并”（仲长统：《昌言・损益》）。但即使是这种“限田”的主张，其实也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西汉末年封建国家曾一度颁布限制诸侯王、列侯和吏民名田的方案，结果就因为遭到朝中权贵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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