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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凤凰网历史 就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程序看来，中国考古学可为社会进化的比较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新材料，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最近十数年来，美国人类学家对社会进化理论的兴趣明显增加，许多考古学家尝试着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中，他们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很少人使用中国的材料，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之外，中国的古史材料还很少用一般比较的人类学的观点处理过。我们不妨看看现在讨论的三代的考古材料，怎样和社会进化理论和国家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代美国考古学界最流行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四阶段论，即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State）的进化理论。
尽管中国的考古序列仍有一些重要的缺环，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和塞维斯的概念还是合拍的。不过三代究竟是划归酋邦还是划入国家，仍是个问题。酋邦和国家在理论上的区分很清楚，但在两者的接触地带，只存在某一些标识的数量多少问题，实际上往往难以区分。依据桑德斯（Sanders）和普莱斯（Price）的研究，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和亲属制度的结合，而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具有合法的武力。这个区分，傅兰纳里（Flannery）做了进一步的更清楚的说明：
“国家是一种非常强大，通常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具有一个职业化的统治阶段，大致上与较为简单的各种社会之特征的亲属纽带分离开来。它是高度分层，与在内部极端分化的，其居住形态常常基于职业分工而非血缘或姻缘关系。国家企图维持武力的独占，并以真正的法律为特征；几乎任何罪行都可以认为是叛违国家的罪行，其处罚依典章化的程序由国家执行，而不再象较简单的社会中那样是被侵犯者和他的亲属的责任。国民个人必须放弃用武，但国家则可以打仗，还可以抽兵、征税、索贡品。”
依照这种看法，国家的必要条件有两个：在国家组织上血缘关系由地缘关系代替，拥有合法的武力。拿这两上标准衡量商文明，我们发现后者适用，前者不适用。那么，商代是否已经达到国家社会的水平？桑德斯在讨论中美由酋邦向国家的过渡时，曾用建筑规模作为考古学上区分两者的标准：酋邦的首领能够使用强迫劳动力为其建造庙宇和坟墓，但是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以强迫劳动力为其建筑居住用的宫殿。这里的问题是，宫殿的规模怎样定义。商代的宫殿、庙宇和坟墓都有很大的规模，但就建筑的规模和永久性看来，商代的宫殿远没有秦汉以后的宫殿气魄。如此说来，商代是酋邦而非国家社会吗？这样的结论未免有点荒廖。因为无论从合法武力、分级统治或是阶级分层来说，商代社会显然合乎国家的定义。换言之，商代的考古资料使酋邦和国家的区分产生了定义上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商代社会视为异于常规的变态或例外，就像弗里德曼（Friedman）那样，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配政权的古代国家称为“亚细亚式的国家”（Asiatic state）。第二种方法，是在给国家下一般性的定义的时候，把古代中国的材料考虑在内，也即重新估价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三代考古在社会进化一般理论上的重要性，当然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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