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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浪 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在侧重点上存在着差距和分野，前者注重对“成人之道”的探讨，无以复加地强调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对人的存在做一种形而上的承诺。他们指出，人和动物的区别，正是在于对动物性的超越，而非受肉体欲望的制约和牵引。因此道德上的自觉，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齐鲁之学多强调道德修养，并希望以此来动整个社会之改良。这种学问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内圣之学”。
齐鲁之学以孔子为肇始，采取的是以“仁”释“礼”的文化重建策略。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的周礼虽遭破坏，但仍然有着“余威”,对各路诸侯还有着相当大的震慑，他们在行动中还不能不顾及。这一点，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分析得很透彻，从各路诸侯交战的“文明”就可以看出来。所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子对“周礼”还有一些信心，表明以没落贵族为代表的孔子企图通过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的秩序和和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能不能“文”，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志，更是划分野蛮和文明的根本标准。而当时之所以会出现“八佾舞于庭”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现象，就在于“周礼”所赖于存在的信仰体系出现了坍塌（这个问题阐述起来就太麻烦了，有兴趣地可以去看一看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而孔子就是要为“周礼”找到一个淡定、自觉的支点，从而使得“周礼”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这个支点是什么呢？孔子找到了“仁”，而“仁”的外化就是“礼”，二者的互动充满了无限的活泼和鲜活：“人而不仁，如何礼？”人如果没有“仁”这种内在的情感依托，外在的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外在的行为规范遵守中慢慢体会和把味“仁”的情感，前者是外化，后者是内化。因此，孔子虽然多次强调“仁”，《论语》中“仁”字共出现66次，但每一处的意思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孔子没有把“仁”概念化，现成化，而是让人在俯仰进退之中细细体味其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关于人性，孔子也没有现成化和定义化，没有作出“性善”或者“性恶”的独断，而是发乎“几微”，认为“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在孔子看来，无论说“性善”还是说“性恶”，我们都能够找出一些相反的证据“证伪”这种独断。人性恶吗？为什么人能有一些令人感动的善举，而且这些善举都无法用功利的理由来解释？人性善吗？为什么人有时候是那么的残忍和卑贱，非要有外在强制性的束缚才能中规中矩？这样说，无论说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错了，套用康德的话来说，陷入了二律背反，A和非A可以同时为真，又可以同时为假。人类自身的理性由此陷入了矛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是套用康德的思路，“人性”根本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而理性无法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其只能应用于“现象界”,而不能应用于“本体”，一旦进入了自己不该进入的领域，就会出现矛盾和悖谬。就像上面关于人性的独断一样（孔子的两个传人，孟子和荀子恰恰是做了这样的独断，从而都偏离了孔子的轨道）。但人的理性在本性上又愿意去回答这些问题，造成了理性的僭越，陷入二律背反。所以，孔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不下定义，述而不作，总是想把“仁”和“礼”维持在中间，保持各自的鲜活和活泼。而这也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含义。孔子所担心的就是把“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蜕化成一个知识论问题。但遗憾的是，圣人苦心人们无法体谅，历史的演进无法阻挡，先知性的思想家在其身后必然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无论是后来的孟子所坚持的“人性善”还是荀子所坚持的“人性恶”，都把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知识论问题，使得人性以貌似知识的面目出现，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是理性妄自尊大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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