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意义

_{胡发贵：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意义}

摘 要：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倡议，既呼应了自古以来就不断强化的『天下一统』的趋势，又深刻反映了古代文明所推崇的整体价值优先，以一元价值来统领和融合共同体的文明实践。表面上看，董仲舒所谓『独尊』，不无学派之见，以及为专权背书的『一是非』的思想控制；但其内在的精神本质却是对国家秩序的关切，对华夏文明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追寻。就此而论，其思想意义极为深远。

^{关键词：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意义}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武帝朝的『罢、尊』历来备受关注。胡发贵研究员以为，汉初国家『万事之统』尚付阙如，制度虽袭秦，但国家核心价值观念飘移不定，尚未确立，『王道』还是模糊的。董子屏绝诸家、独尊儒术，显然是接绪于荀子的倡议，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各是其是，在思想趋向上以孔儒折衷百家的一偏，为天下立恒定、明确而统一的『法度』，因而为汉帝国指明了创建『万事之统』的文化与精神上的取舍，以一元价值来统领和融合共同体的文明实践。其文精当，言简意赅，点播到位，实乃诚恳而日月不刊之论！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余治平博士}

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人物，汉代大儒董仲舒以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而备受关注。史载董子对策：『〖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_{〖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儒家治理。董子这一建议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本文拟作三点论理，以期更真切地走近董子。

^{儒家常说在董仲舒的努力下，走向独尊}

一、 终止『道术久于一偏』

历史地看，董仲舒以前，天下有过一统，但学术思想却未『一统』，相反的，却『道术』长久分裂。特别是春秋以降，百家争鸣，仅儒家就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_{〖汉书·艺文志〗}。各家均欲以其学易天下，悦诸侯，『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_{〖汉书·艺文志〗}。

为了『取合』诸侯，各家无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_{〖庄子·天下〗}，都自以自家主张最为正确，『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_{〖庄子·天下〗}于是，诸子各持己说，各张己论，莫衷一是，『战国从衡，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_{〖汉书·艺文志〗}。荀子身逢战国百家学术蜂拥之际，对各家固守一偏之见颇多不满和讥评，斥之为『矞宇嵬琐』，即诡诈委琐 ：『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_{〖荀子·非十二子〗}庄子似平和些，但却也讽刺百家之说，不过是一曲之见：『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_{〖庄子·天下〗}

为了超越这种一察之见的欠缺，扬弃百家的一偏，早在荀子那里，就已出现了综合百家之异、统一于孔子的声音：『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_{〖荀子·非十二子〗}秦一统天下，尚法寡恩，荀子『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的建议，未被采纳；到了大汉一统，使『法仲尼』的先声得到了响应。董子的屏绝诸家、独尊儒术，显然是接绪于荀子的倡议，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各是其是，在思想趋向上意在以孔子的儒家，折中百家的一偏，为天下立一恒定、明确而统一的『法度』。

二、 致力『尚同』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以『有组织的社会』_{摩尔根〖古代社会〗}开始的，它意味着不论何种发展水平的人类群落，都必须构建一种统一和普适的规则，如果没有这种规则，群体就难以形成，而且必然是不断的冲突。中国古代许多先哲，于此都有过精辟的阐释。如『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_{〖墨子·尚同〗}。墨子以为，立天子，正是为了统一是非，『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再如荀子所深刻指出的：单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联合起来，即人类『群』而后才能保护自身并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人的理性能力，恰保证了人类能够『群』，即人类的智慧足以制礼造义，创造维护社会团结与稳定的根本规范_礼、道。他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_{〖荀子·王制〗}

文献记载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传说中的上古先王就开始寻求团结部落或氏族联盟的普遍性原则。史称舜『和五典』，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四岳推荐舜，称其纯孝，『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又称舜统一度量衡、时间标准和刑法：『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_{七政指日月五星}。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髃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 _{〖史记·五帝本纪〗}文中的『同律度量衡』，〖史记〗『正义』注解说：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两，皆使天下相同，无制度长短轻重异也。故文中的『同律度量衡』，实即统一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要而基础性的标准。而文中的『五礼』，〖史记〗『集解』引马融的见解，是指『吉、凶、宾、军、嘉』五种礼则，其要义如〖周礼〗所载，是为『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祗，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它们无疑也都是些指导社会生活的规范。

揆诸史籍，舜不仅亲力亲为『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在自己主政后，又命商契修『五教』，『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_{〖尚书·舜典〗}。史书又说：『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_{〖史记·五帝本纪〗}后来孟子明确地指出，是契造五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_{〖孟子·滕文公上〗}

不论是『五典』还是『五伦』，显然都是指的某类人伦规范和社会行事准则，本质上都是在为邦国共同体努力构建一种普适的是非标准。周克商后，缔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超地域政治帝国，于是，构建与此政治帝国相适应的『天下大义』也就成为一种现实的亟须。史称武王求教箕子，如何构建新帝国的『彝伦』，后者道出了『洪范九畴』，尤其强调了其中的『王道』普世精神：『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在回答中建议，要在『惟皇作极』，创建超越而统领天下的『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_{〖尚书·洪范〗}何谓『王道』？〖尚书〗『正义』所指称的『天地大法』颇为传神：『武王伐殷，既胜，杀受，立其子武庚为殷后，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顾名思义，『天地大法』者，即天下最高而绝对的准则，亦可谓古代世界的普世价值。

故从历史的视角看，『一是非』是人类『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之必需，人类也很早就开始了寻找并确立这一是非标准，董子的独尊儒术，可以视为这种努力之一，只不过它是在汉初出现的构建『天地大法』的具体方案，其实质恰如墨子所论，是致力于社会的『尚同』而不是殊异。

三、奠定『万事之统』的精神取舍

周以前的天下一统，在创制建章上，成就斐然；尤其是周王朝，孔子赞之为『郁郁乎文哉』的典盛。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殷、周之际社会变化最剧，因为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创建了一种『道德化的国家』：『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_{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但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周天子权力衰弱，周人制度遭到了剧烈的挑战，礼崩乐坏，普世的王道也受到冲击，世界分崩离析，其情形诚如许慎所形容：『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_{〖说文解字〗序}

秦一统天下，以焚书坑儒极端的方式，终结百家争鸣而一任于法，但二世而亡，在如何构建一统天下的『道术』上，似没有留下什么正面的遗产。汉代秦而起，一面警醒秦任法之路不通，但如何而长治久安，却一直在探索而没有定论。刘邦开国，因叔孙通依儒立礼仪，初尝儒家魅力；但『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_{〖史记·儒林列传〗}。汉景帝时，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辩：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是革命抑或篡弑，互不相服，景帝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_{〖史记·儒林列传〗}止息了这场争论。故汉武帝深为忧虑地说：汉家草创，『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_{〖汉书·董仲舒传〗}。可见迄至汉武帝，国家『万事之统』尚付阙如。这一『阙』，表明汉帝国初期，制度虽袭秦，但国家核心价值观念，飘移不定，尚未确立，汉初的『王道』还是模糊的，这换用今天的话说，即国家与社会亟待构建普适的价值。在此意义上，董子的『独尊儒术』正是为汉帝国指明了创建『万事之统』的文化与精神上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