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知心与知道

俗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实则吾心可有不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如颜回，岂不并未先知己心，得孔子为师，授之以道，始自知己心。即今两千五百年，吾侪亦何由知己心，读论语孔子语，乃始获知己心。故孔子於人心，可谓乃一先知先觉。孔子亦仅知天，知古圣人心，乃知己心，并能获知人心。吾侪生孔子后两千五百年，亦为一后知后觉，其義即在此。

俗又言「知道」。知道犹难于知心。心在己，道则在大群中。己之不知，何以知群，更何以知大群中之道？故知道必尤赖先知先觉。姑以饮食言，孔子「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亦可谓在两千五百年前，已先我而知饮食之乐。其实更在孔颜两千五百年前之人，亦可谓早已先孔颜而知饮食之乐。孔颜乃承此传统以为饮食，而同得其乐。何尝必如近人之所谓创造，乃始有此乐乎？今日吾人亦承孔颜以来两千五百年前之饮食以为饮食，又何尝必有所谓进步，纵有进步，亦可谓微知有味。一饮一食，历五千年之久，其间固有变，而更大则为「承」。中国人不重变，而重承，承则必有「化」。化即由承来，前后相承处即谓之「道」。道中有化。但化则非变，傥谓之变，则历五千年之久，居今又何由得知古，而居古则更不知何谓今。而今日吾人则尽求变，又不知所变之係何，故今日不知明日，又何由而有前后相承之道。

由此言之，五千年前人先我有饮食，已先吾而得人生之大道，此所谓人心之「同然」，而古人为之先知先觉。五千年后人，仍此饮食，则为后知后觉。但五千年来之饮食花样甚多，中国人则谓之「文」，或曰「化」。故五千年来之饮食谓之「人文化成」，犹俗语言花样变。而此种种花样则皆属人生，故谓之「人文」。饮食然，其他一切尽然，其为之主要中心之心性，亦莫不然。

其次试言男女。孟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五千年前人已早有男女之欲，即知相爱，又知有别，于是而有夫妇之结合。生生不绝，成家成群，以至今日。故今人谈恋爱，五千年前人已然。论其情意，何尝有大变。但不能谓其无所化。故中国人言「人文化成」，人文即人生花样，一切花样皆由化来，故称「文化」。花样莫大於饮食男女。经长时间之继继承承，此则曰「道」。人道即天道，亦即自然之道。中国人称「天人合一」，即人文与自然之合一。今日则重视科学，科学即非自然，亦非人生。实乃人生中一工具，一手段。故余称西方文化为「工具文化」，「手段文化」。中国人则用一「礼」字来把人生大欲饮食男女全都平易解决了，乃有功力用到其他方面去。西方人则不知中国人一「礼」字，僅用一「法」字来防止人生对饮食男女之种种活动。愈防止，而活动愈盛。而人生其他方面则反而全消失，全忘弃了。故其文化进步乃越简单越狭小，远不如中国之广大而沉深，融通而悠久。

人生饮食维持小我之短生命，男女乃维持其人群之长生命。凡所得以维持人类之生命者，中国人则谓之本於天命之「性」。饮食男女则近性中之两欲，而孟子称之曰「大欲」。性则更大於欲。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尽性」，而不在尽欲。西方人则僅知有欲，不知有性。亦可谓西方人乃知「性恶论」，不知中国人之「性善论」。故西方人信仰人生外有灵魂，灵魂始属善，而人生则尽属恶。故西方人於人生乃尽知饮食男女，而不知有中国人之所谓孝、弟、忠、信。中国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性中亦兼饮食男女，而人生大道则有外於此者。西方人不之知，印度佛教又排拒男女以求道，饮食不能尽拒，乃主素食。此在人道中，有承有舍，亦可谓之大愚不灵矣。耶稣教虽不排斥饮食男女，但凯撒事凯撒管，耶稣教则僅灵魂上天堂。不仅不赖有男女，并亦不赖有饮食，故有世界末日，惟灵魂天堂乃得更古长存。此等信仰，实非其他人类之所能想像。
但饮食男女，在时间中则为人生之常道。在空间中，则亦各有限。饮食每日限三餐，夫妇限一男一女。故中国人言人生大道，纵不排除此二者，亦不奉此二者为主要。

二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为中国人道之大宗师。但孔子至七十之年，乃始有言「从心所欲」。可见心之有欲，在中国虽亦认为乃人道中一大关键，但其所欲亦不能无失，亦不能尽从。孔子亦必至晚年乃能欲不踰矩。所谓「矩」，即俗言「规矩」之矩。西方则不言规矩，僅重法律。中国道家主「规」，儒家主「矩」，皆在人心中。非人心，即无以见规矩。而规矩则僅在指导人生一向往。西方人言法律，则在人心外，容易防止人心，为人心一限止，故西方人即言自由，则必言法律。法律即以防止其自由。中国人则即心即道，道即人心内在之所欲。故谓「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即人生之大法，而此所谓法乃礼而非刑。此则中西文化大相异之所在，又谁与深论之。

庄子言「执其圜中」。圜即规，僅有一「中」。凡天地间一切圆，皆同有一中，故有中即犹无中。因凡圆之中，皆同而无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道家尚「同」，主同不主异，故老子亦主「无」。矩则有四方，其隅各不同。儒家言：「先圣后圣，其揆则一。」非道家之僅有一中心。故儒家言同亦言「异」。如我与人，同为人，而人各为己，又相异。道家则言混沌，不再看重此异处。此为儒道之相异。故儒家言人之相处，有同亦有异，如父慈子孝即属礼。道家则不言礼。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彼我一同，而礼则必分彼我宾主，不得有我而无彼，有主而无宾。孔子僅言不踰矩，故人道大同，而不害有分别之小异。五伦之道首夫妇，必言夫妇有「别」，其義深长。道家则僅言大同，而不再言别。儒道之不同乃在此。

儒家言四方，又言「两端」。彼我宾主，即人道之两端。实则死生存亡，亦即天道之两端。儒家即言天，又必言地。天圆地方，亦即大自然之两端。道家言天不言地，有阳无阴，乃只一端。儒家言：「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故儒家最爱言「中道」。

三

今果自历史文化之进程言，饮食男女，在孔子前两千五百年，如庖牺氏、神农氏时代一平民，即早已为先知先觉。而孔子生两千五百年后之春秋末年，已远为后知后觉。故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所自负，不重在其禀於天，而重在其任於己。性禀於天，而学则任於己。故孔子尤贵言「学」。有学乃有教，而学又必先与教。先得孔子之心之同然者，乃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牺、农时代之野人。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豖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所见所闻之善言善行，均出深山野人中。舜亦后知后觉，贵在其学而已。

孔子又言：「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尚忠，即贵在其能尽己之一心。尚鬼，则已走向外。古人与天皆在己之外，尚鬼则不免重外而轻内。尚文，乃回归於己，而花样则多了，一切古与天亦皆其花样。今傥以中西双方之文化演进言，亦可谓希腊重通商，已尚文。罗马时代耶教兴起，始尚鬼。较之中国，秩序颠倒，一若反其道而行。直至今日，实尚未能达於夏之尚忠时代。今日崇尚科学，花样繁多，实仍尚文。以比之中国，则实当谓其尚未能直接走向人生大欲之真目标。虽亦尚鬼如宗教，尚文如科学，但尚忠之人生本源大目标，则实尚未能接近。孔子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中国之夏尚忠即其质，而西方希腊经商则早已忘其质而趋於文。亦可谓中国自商周以后，早已进入文学时代、史学时代，而为文质彬彬一君子。西方则自罗马以迄近代，虽若日趋於文，而终缺其质。其如核子武器之发明，亦可称为科学大进步，但断非文化大进步。其实核子武器之发明与饮食男女之人生大欲又何关，岂不正反其道而行？以中国古代人之所谓「文质彬彬」言，岂不大相违戾。

求富求强，亦可谓乃发源于人类求生存之本质。至于饮食男女人生大欲所存，则本源所在，与富强之间亦尚有距离。今为求富求强，而忘弃其饮食男女之大欲，则实非进，乃退。而中国则在满足其大欲之余，尚多演进，而得为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故余尝谓中国乃一「艺术文化」，西方则仅是一「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实有隔距。傥今日而孔子复生，其对西方文化，必当别有一番衡论。惟不当谓其求富求强乃在人生大道之进步中，此则决然可知者。

或言西尚「别」，中尚「通」。其实中国惟庄老道家言圆通。孔子言矩不言规，又称「道之不行」，此亦与道家别。但言「执两用中」。穷与通，亦道之两端。儒家不贵通，而贵中，此亦当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