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义》到《大纲》

  作者: 周兴陆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学术经典。关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开明书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绍说：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
　　第三稿只印了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有一段题记，说：
　　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
　　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
　　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了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出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
　　《大纲》为76节，《讲义》为75节，从第42节《高》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
　　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30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士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
　　《讲义・绪论》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
　　《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者。”《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曰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
　　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发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越，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了“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代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
　　《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第三十八・王、谢汲》是论王《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的。《大纲》把整节删去，同时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
　　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图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于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
　　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的文字，说：
　　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
　　这段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的话，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将这段话改为：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
　　

　　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变”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
　　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G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
　　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G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G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G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说：
　　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
　　《大纲》中更强调王士G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G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诗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土G“神韵”说所能牢笼的。
　　《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
　　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他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
　　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
　　在引用文献上，《大纲》的变化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对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沈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及的《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沈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
　　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通过与上图藏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先生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军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界的又一桩憾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