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的现代观念(4)

  来源: 中国汉学网

有清一代，有休宁戴氏东原出，他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此“音”“义”互求之说，戴东原的学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创造性地运用于他们的训诂实践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音义互求之法，开创了训诂实践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则是具有“注解”色彩的训诂学专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训诂学的“二重”性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章太炎先生的一段话中所说的：“今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这是训诂学二重性的首次明确的表述。


    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黄季刚先生，继太炎先生之后，又给训诂学的二重性以明确的表达：“以语言解释语言”与“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


    第二，从训诂学的二重性，更可以明确地看到“分工派”与“综合派”的分歧根源所在。“分工派”中的“语义学派”，撇开训诂学的诠解性质，将训诂学的对象区间死死地限在纯语言学范围之内，无怪乎得出训诂学和语义学大致相当，但治学方法却有很大差异的自相矛盾的结论了。


    “分工派”中的“古汉语词义学派”或“古代文献词义学派”，比起“语义学派”来，照顾了训诂的二重性，但从其定名来看，也是偏向于语言学范围的。


    “综合派”，从其“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为其对象”的理论宗旨来看，似乎是关照了训诂学的二重性。但其训解文献语言而不限于词的目标，将其训解目标扩展到文献语言的全部，这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及训解实践上，将使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向纯语言学的一端，这样，势必使其理论体系变得十分庞大而最终难以建成，其训解文献语言的内容并将这种内容无节制地扩展到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的领域。鉴于语言承载信息量之无与伦比，名物、典章、文化、习俗等各自领域内容之庞大，训诂学将变得无所不训、无所不解，而这又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综合派”在训解对象上所陷入的困境，这种对象上的困境又导致“综合派”在理论建构上的困惑。


    第三，除了“分工派”中的“语义学派”外，无论是“古汉语词义学派”，还是“综合派”，他们的工作实际都是以文献词义的考辨为中心的。目前流行的考据方式。多是条条式考辨，此种形式，起源于何时，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大量出现，无疑是在清代，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都是比较著名的笔记式考辨。至于这种考辨笔记的性质，赵振铎先生说得明白：“读书笔记本不在于著书，而是为了著书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平日读书有了心得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材料多了，就进行整理。”至于其价值及缺点，赵先生说：“这些笔记，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书中各条之间的水平也不一样，但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它们却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笔记式考辨原是训诂学家们用来著书的一种准备材料，但由于他们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资利用的价值。今天有相当多的人把古人这种材料的准备方式当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远不如古人，甚至在传统训诂理论的修养方面也赶不上古人，因而错误很多。有的误把随文释义当作了义项，有的不考虑文献性质而胡乱解释，如有人将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为“好像”，事实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遥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没看到其景，但古人认为实有“银河”。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这瀑布似乎是来自九天之银河，这正反映了当时李白的认知心态。但是，今人在功力赶不上古人，在训诂理论素养有时也不及古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笔记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 训诂学――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