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术论坛 世人皆以为四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却不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力更是远胜于具体发明。科举制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的表现。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影响是广泛的。对外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更如中国一样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曾经学习采用过科举制度。对内而言，“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科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的烙印。科举造就了中国的读书人群体。他们的性格就成了中国人性格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性格中，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蔑视其他行业的崇尚读书观念，宁可个人奋斗而不求集体解放的个人主义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都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可以称之为“科举性格”。这种性格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
19世纪以前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无不对科举发生浓厚兴趣，并为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所折服。那时侯，“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早在十世纪前后，意大利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就采用了对各阶层敞开大门的文官考试制度，伯尔曼敏锐地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阿拉伯和犹太旅行家传说的中国做法的启发。中国人对科举的态度是复杂的。它造就了中国的统一和历史上长期的繁荣稳定，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中国人对自己产生怀疑和自卑。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所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我国以及韩国、朝鲜、越南的高考仍然具有科举特征。被称为“现代之科举”的高校招生考试（简称高考）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受到种种的批评，但人们却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现代选拔公务员的考试，也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直接来自科举。国家教育部和一些省市如山东、福建等的自学考试中心还把自考与科举的比较列为重点研究课题。
一、从汉代察举到隋唐科举
1、汉代及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任何人的群体都要有管理者，管理者少被管理者众也是客观规律。管理者就是掌握权力之人。管理者如何产生，这是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原始部落中，部落酋长或首领是选举产生的；在贵族制社会中，管理者由世袭的贵族担任；在民主社会中，民众选举是常用的方式；在无政府状态下，暴力是成为管理者的基础，然而，暴力不能称为制度，因为暴力不是权力的合法来源。人们服从于暴力，是因为“不得不”服从它，而不是“应该”服从它。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种形式：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离我们最近。世袭制是在夏商周时代实行。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一级级下去，封地和身份相适应，而且往往是世袭的。政府需要官吏时，就在这些有身份的人中间选择。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人才争夺也十分激烈。推荐或者自荐成为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像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曹刿在齐国入侵鲁国时挺身而出为鲁庄公献计献策，并打败齐国军队，得以出头。那是一个“片言可致卿相”的时代。成语“毛遂自荐”就出在这时。不过毛遂自荐前已经加入了平原君的人才库。国君、贵族网罗人才的一个主要方法在当时就是招收门客。像战国四大君子都养有大批门客。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多时达到3000人。这些人由贵族供给衣食，有些人甚至要求食有鱼、出有车，连养家费也向主人要求。他们当中不乏商鞅、吴起这样的雄才大略之士；或起码有一技之长，象毛遂、冯谖、豫让、荆轲、要离、聂正、唐且等或勇或谋或忠。当然其中也有鸡鸣狗盗之徒，还有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的混饭之辈。分封制下，国家的用人制度，只着眼于某些特殊人才，针对某些特殊情况。因为国家是一级级分封下去的，人才选拔的空间并不大。但诸侯纷争，人才可以选择明君而事之，所以春秋时期有“士择君”的说法。科举制度实行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变成“君择士”了。战国时代，军事、政治人才最受重视，这种人可以通过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受封，跻身贵族之列。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由世袭贵族进行统治的模式面临瓦解。郡县的首长均由皇帝任命，靠推荐或自荐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候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选拔官吏。但秦朝命短，未及彻底改革贵族世袭制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应该注意，陈胜吴广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针对的正是贵族世袭制这一不平等制度。这是要求平等的政治口号，不同于明代李自成起义提出的要求生存的“均田免粮”的经济口号。秦朝速亡，非全因暴政。未能给平民精英一个出人头地的合法途径，也是重要原因。陈胜曾做雇工为人耕田，但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甘于平庸的人。他自比鸿鹄，怀有强烈的求富贵之心，也可以说是野心。然而作为平民中的贫者，他又怎么达到富贵呢？在当时，除了革命，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因为等着当政者发现自己、起用自己，实在太不确定了。怀有象陈胜这样的野心的在大有人在。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羡慕得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一个当场说要“取而代之”。秦始皇没有给大家以分享荣耀的机会，加上暴政失去民心，终于被野心家“取而代之”了。
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这时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实际上是秦朝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制度。世袭贵族制的残余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已经基本被扫荡了，为汉朝的安定创造了条件。汉朝的皇帝与开国功臣萧何、韩信、陈平、张良等均是出身低微。刘邦本身是农民的儿子，父兄均老实务农。在他们眼里，排行老三的刘邦简直是不务正业。刘邦不知节俭，喜欢交友和饮酒，因此常遭嫂子们耻笑。萧何是县中小吏，已算是有身份的了。韩信效仿古人，常在身上挂一柄锈剑。受人污辱，也只能忍气吞声从别人胯下钻过。可见，这时天下还残存一些游侠之风，但在人们眼中已不是正道。杰出人物并不都出身高贵。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寒门英才以应有的机会，这个社会将是危险的和不安定的。如果秦朝能及早发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人才，授之以高官厚禄，那么即便徭役赋税再重，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汉代君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把能否向中央推荐人才看作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志之一。汉之察举分两类，一是有特殊才能或专长足以定国安邦之人，称为贤良；另一类是品行端正足以为世人榜样的孝子廉吏，称为孝廉。司马相如就是因文章《子虚赋》引起汉武帝赏识和任用的。察举是要地方官留意发现这些人才并推荐给中央。汉武帝曾下诏训诫地方官员：一郡之内人口众多，不可能没有人才，察举不到只能认为官员失职。以后就形成了各郡都按一定的名额察举。汉代有一百多郡，据此每年察举的孝廉就在两百人以上。大体说来，西汉时举贤良多，东汉时举孝廉多。察举出的人才到中央后一般还进行面试，皇帝拿一些国家大事来问他，这称为对策。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经过两次对策而当上江都相的。汉武帝时设立了太学，招收一些年轻人入读，毕业按考试优劣安排录用。这些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雏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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