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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 郑浩:中国民间保钓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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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知 發表於 2012-9-2 08:4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联合早报
   
  ● 郑浩
  香港民间保钓人士在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当天,成功登上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宣示主权,在中港两地引起极大反响,迅速形成唤起国家主权意识、捍卫领土完整的强大气场,特别是在香港,成功登岛让保钓人士热情高涨,正计划10月再次出海宣誓主权。然而,中国民间保钓行动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在北京“不支持、不参与”的情况下,民间保钓能否持续下去?中国民间保钓又是否能够找出一个新策略,从而把民间保钓活动推进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次香港保钓行动,从两条线上上演了一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大戏。首先,残破不堪的保钓渔船“启丰二号”在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大吨位、现代化舰船的拦腰挤截下,仍能沉着应对,冲出重围,以人为搁浅方式护送五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而另一方面,在保钓船出海及14名人员被日本扣押前后,中国政府积极介入,透过外交渠道不断向日本政府施以压力,迫使野田内阁作出尽快放人的抉择,也可看成在中日外交博弈当中,中国政府再胜一筹。
  毫无疑问,这次保钓成功也为日本野田内阁造成极大政治压力。日前,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日称“竹岛”)宣示主权,已经引起日本强烈反弹,而偏偏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岛后,日本又碍于顾及日中关系决定不予检控,还要尽快放人,野田内阁可谓四面楚歌,不仅惹来日本朝野上下一片质疑,右翼势力趁机猛烈言词抨击,而社会上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同样水涨船高。在这种十分困窘的情况下,笔者完全可以预期,日本接下来将会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报复这次保钓行动。退一步说,即便野田首相可以动用国家行政管理权,否决有人提出的登岛申请,但只要中日双方无法彻底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类似事件重演自然也是在所难免。
  对中国政府来说,当然希望再遇上这类冲突仍遵循“台面激烈对抗,台下冷静处理”的模式解决危机。但中国政府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野田首相不可能永远顶住国内各种压力,按中国的意思行事。日本方面不可能一忍再忍,下次如再捉到中方保钓人士,恐怕很难再用“强制遣返”的方式放虎归山。实际上,日前召开的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就已经讨论了未来如何强力应对中方保钓人士的问题,日本政府正准备从加强海上阻拦、现场逮捕归案、司法严厉惩处等多方面入手,甚至必要时不惜动用海上自卫队,军事介入钓鱼岛纷争,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管控能力。
光靠民间难以成事
  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的确是推动国家维护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在国家拿不出有效方法夺回钓鱼岛主权,而日本方面又不断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民间保钓运动可以用行动向日本传递中华民族保卫领土的决心与意志。同时,这也是对政府不作为的重要弥补。但坦率地讲,民间保钓因势单力薄,仅靠单枪匹马、单打独斗方式试图保卫钓鱼岛,实在难以实现。理由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仅凭民间力量得以捍卫的,保卫国土不受外来侵犯,始终是国家的最终责任,即只有国家行为才能捍卫民族独立与主权、领土完整。
  但中国的现实问题是,政府并不支持民间保钓行动,认为这即不能起到积极正面作用,也不利中日外交大局,还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如果出了人命,情况或许更难掌控,政府的麻烦会更多。于是,民间保钓运动的群情激荡,与政府态度的冷若冰霜,就此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大大加深了官民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可考虑采用“官民结合,择机反制”的策略,逐渐改变民间保钓过于盲从,而国家又不善作为的现状。
  所谓“官民结合”,是指今后政府要直接参与民间保钓行动,积极地与保钓人士进行沟通,参与保钓行动的策划组织、部署、调动、保安等全过程。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与民间保钓人士紧密沟通,相互信任,并达成默契。中国民间保钓人士不要把政府的参与当作是“干预、阻挠”,政府也不要把保钓人士简单看成为“麻烦制造者”,双方要认清保钓的目标是一致的、行动是坚定的,但也必须把握时机和节奏,也必须顾及外交大局。尤为重要的是,民间保钓人士须认识到,单凭以往单打独斗式的保钓行动难以奏效,必须要有国家背后强大支持,保钓行动才能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展开。
  所谓“择机反制”,指的是保钓运动不能太随意,不能一年365天天天出海宣示主权,这即不现实也无必要。当然,中国有万千理由出海保钓宣示主权,但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更为有效的做法是,只要日本有所动作,中国必然有所回应,做到有理、有力、有节,这样才能起到反制的最大效果,保钓运动也才能做到更具针对性。从目前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主权你来我往相互过招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应订出一个支持民间保钓行动的底线,而不是只一味地口头“严重交涉”。
  笔者认为,采用“官民结合,择机反制”策略有三大好处:首先,它既可以减少中国政府与民间在保钓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化猜疑为互信,还可有效避免把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转化为对中国政府不满的明智之举。中国政府应该看到,如果单纯压制民间保钓行动的话,官民矛盾必会由此而大大加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也会由外转内针对政府,这恰恰是日本最乐见的。
  其次,由于有政府直接参与民间保钓行动,保钓人士的自身安全可以得到保障。从根本上来说,“官民结合”的主体仍然是“民”,民在前动而国后为之,国家只参与策划和维护安全,但保钓人士也必须听从政府的指挥,只要宣示主权的目的达到了,该鸣锣收兵时就鸣锣收兵,避免在海上与日本舰船发生正面冲击,做到确保中方人士安全万无一失。
  最后,这或许是让民间保钓运动能够代代相传的唯一方法。必须指出的是,在保钓问题上,政府与民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而要建立起相互支持、理解、协助的合作关系。坦率地讲,日本并不怕中国个别保钓人士登岛,日本最畏惧的反而是中国民众上下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但中国至今还远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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