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中国目前所呈现的多元思想格局，一方面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特殊性。历史地看，民间的思想解放会发生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当中央权力衰微，其对思想的控制不再那么有效，民间的思想空间遽然增加，思想自然表现活跃。第二，社会处于转型期间，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思想的多元化。第三，国家的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思想，使得社会的“思想市场”多元化。
中国当代的思想多元同开放政策、社会转型、利益多元、民间思想活跃等因素都分不开。不过，造成这种格局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政府对思想的控制仍然很紧，甚至很严厉，但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提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代表政府利益的儒家提供社会世俗生活的思想和知识，但现在中国则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扮演传统儒家的思想供应者。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急剧加大。一方面是不存在思想提供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需求，这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方面大量进口思想和知识，或者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限制思想的流通还是思想的创造不仅不可能，更包含着巨大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困境。因为不可能限制思想的流通，政府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的限制。尽管进口的思想既不能解释中国，也和中国的实践不相关，但它们在中国竞争，竞争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随着各种思想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化，其对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在加大。问题在于，诸多进口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担负起知识的责任呢？从“五四运动”到当代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人们，可以确切地说，传播和贩卖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少有负责者。负责的知识分子是少数，而多数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个人所属的组织利益，对社会的责任无从谈起。
放弃对思想流通的限制，这是一大进步；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紧密相关、并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者知识体系。有关方面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来创造这种知识体系，而且也限制民间来担当这个责任。不过，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整个知识群体（无论是官方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这样一种思想或者知识体系。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巨大转型，但思想和知识体系一片空白。
当代中国是什么？
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现在的局面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急剧衰落，国家缺失核心价值，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群体，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感。更进一步，外在世界对中国的意识更糟糕。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可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年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方面开始花大力气，向外推广所谓的“软力量”。但问题是，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哪里去寻找软力量呢？是数千年之前的孔子吗？但孔子能代表中国吗？孔子回答不了人们心里的有关当代中国的问题。人们要知道的是，当代中国是什么？
各种进口思想和知识体系既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对外更是毫无吸引力。无论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外国，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要生产出负责的知识体系，首先就需要造就一大批负责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造就出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政府和知识之间的边界。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迫切需要回答。
在传统中国，提供知识的是儒家。因为儒家被整合进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即士大夫阶层），政府一直是知识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政府也同样养着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政府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了。（实际上，这个群体必须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负起主要的责任。）
即使政府能够担负起传统社会那样的提供知识的责任，政府所提供的知识，仍然很难满足现代多元社会的多元需求。因此，要承认政府本身很难再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不用说知识的创造者了。不过，政府可以是知识的使用者。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在自己和知识分子之间确立一个边界，要容许知识分子在独立的天地里自主地创造知识。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
同样重要的是，知识和经济之间的边界也必须得到确立。前面讨论过，历史上，在西方，知识和经济（即商业）结成了联盟；而在中国，知识和政治结成了联盟。但这个局面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文化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一直远离商业。在传统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商业革命的大潮。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大潮，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和商业利益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从西方的历史看，如果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过度依附商业，也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非常显然。例如人们一直在提问，为什么穷人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利益说话？不过，这并不难理解。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而为权力和利益说话，有利可图。为权力和利益说话，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双重依附情况，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专业主义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知识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界为第一要务。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个边界之内，专注于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也才能呈现出其独立的品德，培养其独立的精神价值观。
除了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边界，知识分子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具有国家和社会认同。在社会科学里，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但知识是有边界的。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分子研究特定社会的产物。没有古希腊政治实践，就不会有亚里斯多德；没有市场交易实践，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官僚体制，就不会有马克斯韦伯，等等。
顾名思义，社会科学，这里社会是主体，科学只是方法。当然，因为我们所说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自己社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其他社会。客观地看，任何一个知识或者思想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殊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是针对特定社会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具有相关性。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被长期殖民这个事实。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去自觉地摆脱这种被殖民的意识，才能确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则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因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为西方所创造，西方也仍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同时，学习西方也属必须。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普世性。
对待西方学术的正确态度
从方法论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需要学习西方。正如在科学和工程，大部分方法论是普遍的工具。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在创造新研究工具方面努力，但对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工具则可以大量“进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区分作为方法论的工具，以及应用这些工具所产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个意识，大量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视其为普世的，简单地把它们应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或者试图影响中国的实践。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知识行为。
当然，无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还是知识传播的角度，知识进口仍然会继续，也属需要。但是，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知识认同问题。没有这个认同，就很难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
在方法论层面，人们还必须指向培根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来的实证和实验传统。知识不负责任，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联。在文艺复兴之前，神学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在于其规范性、不可证实性。当一种不可实证的规范性知识体系，被用来改造人类社会的时候，就经常会给人类带来悲剧。很显然，这样做，会演变成一种“削足适履”的局面，就是改造人类社会，使之符合某一个想象出来的价值（理想状态）。
在中国，这种倾向性尤其严重。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主导知识体系，就是一种规范哲学，它强调的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而非“实际上怎么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实证哲学传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切仍然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两件任务，第一是解释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这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懂得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之后，才能去改造世界。很显然，解释世界是实证哲学的任务，而改造世界是规范哲学的任务。如果没有解释世界这个前提，改造世界很可能会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专注于规范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其他事物的道德化。不难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往往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的他人无限妖魔化。今天中国社会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双方从“规范”看自己、看他人的结果，是知识领域的“阶级斗争”。
概括地说，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力化，去经济利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这“三化”也是中国真正确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前提。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四部分。 《联合早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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