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档案春秋 明代的皇位继承遵循严格的嫡长继承制，表现出强烈的传嫡传长色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保有某些特别的做法来推动嫡长继承制的顺利实施。这些做法包括：废除宰相制；母后不垂帘；外戚不掌政；不预养宗室；元子不封王；太子监国。这些做法都与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相辅相成，与以往各代大为不同，充分表现了明代皇位传承的独特性。[1]其中，尤以监国制度最为典型。明代监国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对明代政治有何影响？监国有多大的权力？监国与居守、留守又有何区别？明代监国的变迁与皇位继承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明代政治史中值得探究的问题。[2]本文拟从明朝监国制度的变迁来观察明朝皇位传承制度，以期推动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洪武时期的监国
在讨论明朝监国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明代以前有关监国的史实和观念。
监国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武王伐商之后，以其三个弟弟镇守东方，监视纣王子武庚和殷遗民，史称“三监”。[3]但那时是王室派遣亲信到诸侯国监视，与后来出现的太子监国还不太一样。后世的监国多指君王出行、太子留守都城这种做法。如果太子从君王出行，则叫抚军，也是一种做法。显然，太子监国充当的是一种暂时性的代理角色。从历史上的监国或类似监国的种种史实来看，监国多是一种权宜之计，非太平之世所应为。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下的那些士人而言，尤其是如此。两宋曾各有一次太子监国，均遭到一些士大夫的竭力反对。如王十朋就认为：“大抵太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至于抚军监国，皆非得已事也。”[4]杨万里更是鲜明提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惟其无二王，故合万姓百官而宗一人。今圣主在上，而复有监国，无乃近于二王乎？于此使万姓百官宗一人乎，宗二人乎？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5]可见，太子监国实际上是对君主权力的部分分割，哪怕这只是临时性的，在维护君主专制权力的人看来也是非正常的，带有危险性的。
然而，在明朝创立者朱元璋的眼中，监国抚军恰恰是太子的本职所在。他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时，就宣称：
尔生王宫，为首嗣，天意所属，兹正位东宫。其敬天惟谨，且抚军监国，尔之职也。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6]
其时，文臣献上的贺表中多有“抚军监国”的字眼，这与宋代人的观念大不相同。[7]在这里，“抚军监国”带有军政和行政的双重意义，说明了皇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在军政和行政上的法定权力。这是一种定制，皇太子参与政事成为对皇帝所掌握的皇权的正式分割，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8]
在元代，太子可以充当中书令。明太祖废止了这一做法。这似乎影响到人们对明初太子地位的看法。而且，由于靖难之变，有关懿文皇太子朱标一系的史料湮没无闻。人们遂不明明初太子监国之本始，而《明史纪事本末》所列“太子监国”则以明仁宗为纪。兹检索史料，获得一二史实以证洪武年间太子朱标预政之事实。一般认为，朱标得以预政迟至洪武十年，[9]而《明太祖实录》所记在洪武五年，其间又小有变更，如十年十二月李善长等大臣得以更为参决可否，更使人对太子预政之充分与否产生怀疑。其实，太子预政诚如朱元璋在《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册文》中所言，它是一种法定职权，故在得立之初太子就已进入权力中心了。《庐江郡何氏家记》记何真降使通明云：
（洪武元年）圣驾幸陈州，东宫监国。进贡物于文华殿，进秦鹩于千座前。秦呼：皇帝万岁，皇后齐年，太子千秋。东宫喜叹。左丞相李善长赞曰：可见何真诚心，贡来鸟亦祝圣寿。东宫慰致。次日，宴中书堂，丞相善长主焉。随后官三百余员宴于左右司，郎中胡惟庸主焉。圣驾回，方朝于大殿。[10]
这是洪武元年的情况。一般史料仅言刘基和李善长居守，[11]而此书明言“东宫监国”。此书作者何崇祖为何真之子，故本书可信度较高。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选任东宫府僚时就曾说过：“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12]可作此书记载的一个注解。可以看出，皇太子朱标是从洪武元年开始监国的。
又寥道南《魏观传》：
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观侍皇太子说书，及授秦晋诸王经。观有诗记之。诗曰：翠葆威蕤九凤旗，东华遥望立多时。都堂启事貂禅集，率卫轮班虎豹驰。月绕珠帘升讲席，花迎金辂肃朝仪。六王炳炳前星后，珠纬联辉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宫禁林。[13]
据文意，诗作于二年十月之前。其中“都堂启事”一联表明了东宫问政时的情况。联系到上引元年监国之事，可以肯定，朱标问政当始自元年。并不是迟至五年或十年。这是因为“抚军监国”本是太子的职分所在。还可以找到一条记载证明这个推断不误，即：
聂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举于乡，辛亥二月壬申会试，中式。是时车驾将幸临濠。癸酉即亲策于廷。甲戌胪传进士名午门外，铉在三甲，即日谢恩，趋东宫听注。写职名为九耦，进而分拈之，铉得广宗县县丞。[14]
据谈迁《国榷》，辛亥是洪武四年，这年二月壬申会试，甲戌太祖如中都，壬午还宫。则甲戌胪传这天太祖出巡，因此聂铉往东宫听注。依照太祖惯例，太子此次亦当监国。这也可证明东宫问政之事当早于洪武五年或十年。
关于东宫启事的一般情形见于刘崧所记：
洪武六年秋，予承乏副北平宪。迨九年闰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赴觐。明年正月至京，则朝廷更制，内外官率九年为任。……是月十有一日，予赍所书事迹，赴考功监投进。监在奉天门之西南上，其导之进者，则殿廷仪礼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书王敏，于大本堂启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以考满至京，未经注代，俾往复任。今宣谕在迩，宜令听候者。”东宫可之。[15]
吏部尚书王敏考察官吏需于大本堂启东宫，与魏观所咏“都堂启事”同，则大本堂不仅是太子诸王读书之地，而且是太子理政之地。此次启事在十年正月，比一般所记十年六月也要早些。检《明太祖实录》，十三年前太子预政之令谕有以下几道：
（洪武五年十二月辛巳）命省府台臣，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
（六年九月）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
（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十年十二月）丙午，上谕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曰：……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其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政事启于东宫者，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16]
从上面所引史料来看，太子朱标对常事有处分权，问政早于五年十月。而太祖仍接二连三令谕启事东宫，并不表明其间政令的曲折，比如收回太子的启事权等，而是表现了太祖推行东宫启事的决心与急迫。有乌斯道《清节先生传》记桂彦良与太子定议疑狱事云：
复召先生（桂彦良）谕曰：“曩在文华堂教有成效，今省府台有疑狱，累岁不决。汝读书明理，可与东宫定议，仍命诸生各断以己意，参酌之。”于是悉皆判决，奏上。越数月，有旨：事皆决于东宫。……八年，先生与秦府纪善林温见上，问汝居何官，对曰：“太子正字。”上曰：“非也，帝者师也。”又谓温曰：“汝王者师也。二人不可不自重。”[17]
据文意，此在洪武八年之前。“事皆决于东宫”之旨，指疑狱耶？抑或指常事耶？然先已令桂氏与东宫定议疑狱事，则不当重复言，似此者亦同于《实录》中所记各谕，为授政太子之意。“事皆决于东宫”，表明太子问政即使不是掌握着最高政治权力，也与此相差不远。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太祖“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18]其声势可由洪武二十六年鹤庆侯张翼的供词里略见一斑：
至九月初九日，各处公侯都到陕西朝东宫殿下，方得与凉国公相见，又不曾得说话。凉国公当使宁夏卫徐指挥到翼下处，赶开家人伴当，密说：“蓝大人上覆老官人，前日着姐夫来说的话，如今殿下领着京城军马并各处公侯尽数在这里，且不敢商量，着老大人是必不要走了消息。如今他要请旨调军，到昆仑山那里才有商量的话。”不期有旨取回，不曾得去。[19]
一般认为，太子抚陕的任务是勘察关中形势以备定都之用。但他居然“领着京城军马并各处公侯尽数在这里”，可见并不是一般性的勘察之行，恐怕别有一种深意。这种情形大概是太子抚军的一种实践，也是太祖锻炼继承人的措施之一。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太祖在《谥皇太子标册文》里写道：
尔皇太子标居储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赞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从公议，赐尔谥曰“懿文”。[20]
而方孝儒《懿文皇太子挽诗十章》亦有句云：
监国裨皇政，忧劳二十年。（其三）[21]
在这些诗文里，朱标的地位是突出的，他“分理庶政”，亦即“监国”，其时间跨度包括了他居储位的整个时间，并不是若断若续的几个间隔时间。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太祖设计的“监国”制度实已成为一种定制。作为一种定制，得以为成祖承袭下来，命仁宗监国。但是，由于靖难之变对皇权正统体系的改变，懿文监国的事迹不太显露，而有明一代监国者，遂以仁宗为有名。
懿文而后，又有建文帝朱允伞＝ㄎ奈皇太孙时，其事亦当同于乃父，有权“分理庶政”。他曾经参决刑狱和改定《大明律》。[22]下面一件事也足以说明皇太孙的影响力。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谋反。曹的母亲劝他不要参加，如果不允，她就到皇太孙那里说去，揭发这起阴谋。[23]值得注意的是，皇太孙此前曾经出过京城，似乎也同于当年朱标抚军。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蓝玉从四川回京，经过武昌，曾朝见皇孙殿下。[24]蓝玉先期回京，皇太孙于二月初七到京。当日，蓝玉次男蓝太平和同千户张忠出金川门迎接皇太孙。[25]皇太孙在外期间，曾派周南奏缺官头目，张m问候皇帝安否，[26]艾春催取銮驾，[27]这些都表明了皇太孙处分政事的常规性及其与皇帝的紧密联系。有意思的是，代府百户王恒跟随皇太孙出去办差，因“十分生受”而央求陶指挥有好差使给他，以便捞点油水。[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皇太孙公心问事、严于御下的理政风格。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