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中医祛邪三法

    中医学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正邪相争的结果。即如《内经》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疾病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始终存在着“正”、“邪”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盛衰变化，并直接影响着疾病的发展和转归。

    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故治疗当扶正祛邪，进而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使疾病向轻或向愈。这是中医学临床治疗的一条基本原则。

    但是，由于邪之种类、性质、侵犯及停留部位等不同，疾病表现各异，千变万化，因此，中医治病祛邪也须随机应变，灵活多样。

    予邪出路 因势利导

    邪分内外，各有其性。外来者如六淫，每通过口、鼻、肌肤等侵犯人体；内生者如痰、饮、水、郁、瘀等。中医祛除病邪，首选的并不是与邪气相对抗，而是充分了解邪气的特性，把握最佳时机，以最便捷的方式达到驱邪目的，这就是予邪出路，因势利导。

    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具体的描述：“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也有深刻、明晰的认识：“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并认为“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乎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更是直言“用药须使邪有出路。”

    如感受风邪，因其性轻扬、升散，侵犯人体往往在上、在表，故当以辛味方药如麻黄汤之属开辟腠理，使风邪随汗而解，此即所谓解表达邪。

    感受湿邪，因其性重浊、黏滞、趋下，侵犯人体常常盘踞中、下二焦，故当因势渗利，用泽泻、车前子、茯苓皮之类使湿邪自小便而出。对此，王冰有言：“治湿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治也。”

    又如邪实结滞于肠腑，腑气不通，临证可见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时无论其为因为果，均应作为治疗的切入点，采用承气类方药通腑泻下、荡涤肠胃之法，使邪实自大便而解，每可收到热退神清、咳减喘缓、肿消疸退等效。

    若饮停胸胁或饮结肠腑、血蓄下焦者，也当选十枣汤、甘遂半夏汤或抵当汤等，通过泻下祛除停饮和瘀血。当遇痰涎涌盛，或食滞于胃，漾漾欲吐时，化痰、消食均难奏速效，理当顺其病势，用皂荚丸、白金丸或瓜蒂散等借涌吐而促邪出。

    至于治疗温病，因势利导以祛邪的原则也有充分体现。如叶天士根据温热邪气外来、由浅入深的发展规律，提出对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应分别采取“汗、清、透、散”的治法；吴鞠通则发现了温热病由上而下的三焦传变规律，提出应因势采用“轻、平、重”的治法。

    实践证明，给邪找出路，邪祛正自安，是代价最小、且取效迅捷的治疗方法，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中顺势思维与“和为贵”的精神。

    调内环境 毁病所依

    现代医学发现，很多疾病的“元凶”是各种致病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立克次体、支原体、真菌、螺旋体等，这些均属于中医“邪气”的范畴。当这些微生物侵犯人体导致各种病变时，就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正气不足，未能御邪或无力驱邪；二是体内有适宜邪气生长留居的内环境。

    对此，中医在治疗时仍然不是抗邪，而是通过调理、改变或破坏这种微生物生存的内环境收到疗效，且可减少或避免药物的毒副作用。

    如引发结核病的结核杆菌，适合在干燥的环境中生存，故中医有通过改变该病阴虚肺燥的状态来抑制其繁殖的方法。又如，引发胃炎与消化性溃疡的幽门螺杆菌，能在胃内湿热、阴虚、虚寒、瘀阻等异常环境状态下滋生，相应采取清热燥湿、滋养胃阴、温中健脾、活血化瘀等治法，即可改变幽门螺杆菌生存的条件，进而使其消亡。

    再如乙型肝炎病毒，它在肝内的繁殖复制活动显然都要受到肝内及其周围环境的影响。中医学认为这多因于湿的存在，表现为湿热或寒湿，因此，通过清热除湿或温化寒湿，即可收到抑制病毒复制，或改善肝脏功能的效果。

    逆势而争 纠偏对抗

    中医治疗疾病是一个纠偏的过程，即以药之偏性纠正病之偏性，进而使阴阳的相对平衡得以恢复。病之偏性表现形式为寒热虚实，因而治疗当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此即所谓“正治”或“逆治”。

    应该说，逆其病势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和常用方法。但这种对抗的形式，如果用之不当则往往会出现毒副作用。

    对于邪气未盛者，用药易于抑制，形成的对抗尚不甚明显，对正气的伤害也较为有限。而对于邪势鸱张者，用药轻柔则不能遏其病势，用药峻烈则又易致两败俱伤。如治疗热毒炽盛者，法当清热解毒，但这类药物往往过于苦寒，每有败胃之弊。再如邪实壅结肠道腹中，治疗当通导或攻逐，但易于损伤脾胃。

    又如治疗肿瘤的以毒攻毒，其代价也甚为明显，那就是正气破损，修复艰难。对气滞血瘀之甚者，一般的理气化瘀往往难以收效，破逐之法则又有耗气动血之害。

    因此，中医在抗邪时强调要综合判断正邪的态势，决不能勉力而为，只图一时之快，而应做到中病即止，见好就收，争取时机，留待正复，尤其强调要时时顾护胃气。

    对抗治疗其实也是现代医学的主要方法，几乎体现于治疗的每一个环节，如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客观来说，这种对抗疗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若恣用滥施，任意杀伐，付出的代价也会极为沉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则玉石俱焚。

    笔者认为，纠偏对抗是祛邪之常法，予邪出路与调内环境则可视为祛邪之变法或巧法。在应用时，这三种思路或方法之间并无明显的界定，关键是要灵活变通，协同作用，把握最佳时机，选择最佳方式，顺势而祛，逆势而制，力求祛邪务尽，且能趋利避害，做到“祛邪而不犯无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