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太行山东麓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考古发现：太行山东麓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太行山东麓地区指太行山脉以东，北起燕山山脉、南抵沁河平原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由于战国筑堤以前黄河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1]，因而古人主要生活在东抵太行山麓、西至黄河这一宽约70-120公里的狭长地域。
学界关于这一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2]，但由于对文明定义理解不同，导致在文明形成时间和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此外，研究地域和内容不平衡，对北京、豫北等地关注较多，其他地区少见。先秦时期这一地区是许多重要部族的聚居地，特别是夏、商二族于此地流动交融，对整个中国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对探索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古代文明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该地区自然环境变迁、文明化进程探索、文明发生方式等几方面对该地区文明化的过程做一研究。

一、太行山东麓地区自然环境变迁

太行山东麓地区的环境变迁，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距今2.5-7.5千年属于晚更新世晚期的玉木主冰期，气候由寒冷稍湿到寒冷干燥。这一时期前半期的植被，无论是山前洪积扇平原，还是中部泛滥平原，都有云杉、冷杉林分布，林间则以蒿、藜、禾本科为主的草原植被。这一植被面貌似乎表明该时期的气候比玉木早冰期时的气候还要冷，年均温度比现在低11度左右，但湿度却较大。到大理冰期鼎盛期时，气候则变成寒冷干燥，降雨量大大减少，云杉、冷杉林在平原消失，平原上的植被主要是干草原或荒漠草原植被。玉木冰期鼎盛期过后，气候便逐渐由寒冷干燥到温和较湿。
（2）距今1.1-0.75万年的早全新世气候温和稍湿，植被为以松为主的森林草原。植被首先在北京平原发生了变化，晚更新世末期的草原植被逐渐被以椴、桦、栎等阔叶林和松林代替。随后冀东平原、白洋淀一带也逐步被阔叶林占据。中部平原可能受降水的影响，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植被类型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距今9000年左右，河北平原的气候在冰后期的变暖过程中可能有一个变冷的过程，以北京平原和白洋淀地区反映较明显，喜冷湿的云杉、冷杉林又出现在北京平原上，白洋淀地区的阔叶林也大量消失。
（3）距今7.6-3千年的中全新世气候温暖温润，华北平原的植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喜温的落叶阔叶林迅速在山前平原、中部平原发育起来，这一时期的森林成分除松外，阔叶树在森林中占的比例增大，树种也繁多，有栎、桦、榆、桑、胡桃、臭椿、椴、柳等，还有现在只生长在我国亚热带的树种，如枫香、枫杨等。还有大量水生、沼生植物，特别是一种现在只生长在淮河以南地区水蕨植物。表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1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3-5度，7月份比现在高约1-2度，年降雨量可能比现多200mm左右，是冰后期的气候最宜期。中全新世中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华北平原又有一个短暂的冷期，因而喜冷的云杉林又出现在北京平原的山前地带。总体看来，太行山东麓地区中全新世植被演替、气候转暖的开始时间，各地并不同步，燕山山前是距今9000年，北京平原是8000年，冀中南平原是距今7500年。
（4）距今3千年以来的晚全新世温度下降，雨量减少，华北原来的阔叶林、湿生沼生植被减少，藜蒿等草原面积扩大，气候演变成现今的温凉偏干。植被为以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自然地理景观与早全新世基本相同[3]。

二、太行山东麓地区文明化进程探索

文明是一种与复杂社会相适应的先进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较高级、较进步的阶段。判断某个地区或某一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不仅要看构成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否已经存在，还要进行量的分析[4]。只有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同时体现于某一考古学文化，才可以说该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5]。整个太行山东麓地区可分为南、北两区，二者的分界在滹沱河附近（图一）。下面我们便分别对南北二区文明化进程做一分析。

1.南区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前仰韶和仰韶文化时期为文明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重要的遗址有武安磁山[6]、正定南杨庄[7]、安阳后岗[8]、大司空[9]、濮阳西水坡[10]、新乡李大召[11]等。虽然自仰韶文化时期开始，遗址的分布范围迅速扩大，遗址数量巨增，但相对来说，整个社会并未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大体处于平等社会阶段。
（2）龙山时期处于由简单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典型遗址有安阳后岗、邯郸涧沟、龟台[12]、磁县界段营[13]、下潘汪[14]、武安赵窑[15]、辉县孟庄[16]、汤阴白营[17]等。随着轮制技术的普及和铜的使用，整个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整个社会也变得动荡不安。安阳后岗遗址15座房基下面发现有儿童墓，这些儿童年龄在1-5岁之间，有的被埋在柱洞下，有的在散水下，有的在墙基下，还有的在泥墙中，这些儿童是在房屋建造过程中被埋入。邯郸涧沟龙山文化的房基内也发现有人头骨，而且其上还有砍伤和剥皮痕，此外还发现有丛葬坑。这些丛葬坑一类是园坑，其内埋有大量人骨，另一类利用废弃的水井埋有5层人架，有的身首分离，有的呈挣扎状。与此同时在孟庄遗址发现了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城址，安阳后岗也发现有夯筑城址，意味着面积巨大的中心聚落开始出现。财富的严重不均、战争频繁，反映出其时的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阶层对立，显然离复杂社会只剩一步之遥了。
（3）夏代和早商时期为初级文明阶段。相当于夏代和早商之时，该区为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布区。主要遗址有磁县下七垣[18]、界段营、武安赵窑、永年何庄[19]、淇县宋窑[20]、新乡潞王坟[21]、邢台葛庄[22]、鹤壁刘庄[23]等。下七垣文化在此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说下七垣文化最有可能为商人在立国前创造的文化，那么考虑到商人在灭夏前已进入文明阶段，且此地于龙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已十分明显，因此可以推定至少在此文化晚期，该地区已进入了文明阶段。到二里岗文化时期，该区的文明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4）晚商和西周时期为成熟文明阶段。晚商时商人迁都于安阳，豫北冀南成为商王朝直接管辖的王畿地区。在殷墟发现的体量高大的宫殿建筑、气势宏伟的王陵以及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无不显现出商文明的辉煌。而西周时卫、邢等国的分封，使得这一地区延续了晚商文明的辉煌。作为当时最先进文明代表的都城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2.北区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新石器时代为文明的起步阶段。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北区在北福地一期文化、北福地二期文化之后为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区，其后为钓鱼台类型和镇江营三、四期文化。这一时期该区处于文明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有易县北福地[24]、曲阳钓鱼台[25]、容城午方[26]、东牛、任丘哑叭庄[27]、易县七里庄[28]、房山镇江营[29]等。
（2）夏商为初级文明阶段。进入夏代以后，该区为下岳各庄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代表性的遗址有易县下岳各庄[30]、七里庄、涞水渐村[31]、房山塔照[32]、昌平张营[33]等。早商时二里岗文化由南长驱直入，几乎占据了该地区的全部。晚商时为围坊三期文化所占据。在该区相当于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过成组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工具，聚落已开始出现分化，可能已进入文明阶段，只不过文明化的程度不是太高。
（3）西周为成熟文明阶段。随着燕的分封，周文化进入这一地区，以董家林古城为中心出现了大面积高规格的中原系统文化，尽管其时相当大的范围内仍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区，但规模宏大的董家林古城的筑造[34]和琉璃河高等级燕国墓地的发掘[35]，以及甲骨文、金文的出土[36]，显现出此区至少在西周初期已进入成熟文明时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南北二区在文明化进程方面并不同步。由于地域和人文背景的不同，二者在文明化过程中的表现各异。南区与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原文明中心区距离较近，自然而然会受到后者的影响，在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步伐相应较快。北区则发展得相对缓慢滞后，但随着中原文化的向北拓展，在南区进入文明社会之时，北区也开始了其社会复杂化进程，因而可以说中原文化向北扩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文明化进程。

三、三种不同的文明发生方式

这一地区进入文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为政治中心迁移式，二是军事对抗式，三为武装殖民式。
政治中心迁移式是指原本社会形态已趋于复杂化的地区被作为某个已进入文明阶段的朝代的都城，促进了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如豫北冀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向复杂社会过渡的诸多迹象，随着商人势力的拓展，随着安阳、邢台等地相继成为王都，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军事对抗式是指原本较为落后的部族，在与已进入复杂社会阶段的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发生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学习和吸收了对方的先进文化，文明因素迅速发展扩大，并最终进入文明阶段。商文明的形成便是最为典型的个例。与夏相比，立国前的商人处于较为平等的简单社会，在与已进入文明阶段的夏的对抗过程中，文明因素迅速发展扩大，并最终促成了文明的形成。
武装殖民式即借助军事力量占领某一地区，使这一地区由原来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迅速跃升至文明阶段。如燕地在周初燕国初封前，为围坊三期文化的控制区。随着周人势力的北上以及燕的分封，原本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北京平原，迅速跃进文明阶段。

综上所述，太行山东麓地区自晚更新世晚期以来，地貌、水系、气候等发生过不小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变化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最为明显。从社会复杂化进程来看，以滹沱河为界的南北地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速度并不一致，文明发生的方式亦不相同，但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之后，相继进入了初级文明和成熟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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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2]齐心：《北京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的思考》，《北京文博》199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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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明等：《环境与北京文明的诞生》，《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2期。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3]吴忱：《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105-108、126-138页。
[4]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4期。
[5]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文物》2001年2期。
[6]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6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杨庄》，科学出版社，2003年。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10]濮阳市文管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3期。
[11]韩国河：《新乡李大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
[1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6期。
[1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3期。
[16]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
[1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19]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4期。
[20]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河南淇县宋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0。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1期。
[22]任亚珊等：《1993D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23]赵新平等：《河南鹤壁刘庄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9日。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北福地DD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25]董增凯等：《河北省曲阳县发现彩陶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学集刊》5。
[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8]段宏振：《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
[2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0]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涞水渐村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昌平张营》，文物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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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36]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DD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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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作者：张翠莲：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先秦考古与先秦史。石家庄市红旗大街469号，050091
段宏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考古。石家庄市健华南大街82号，050031
原载：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