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图)

考古发现：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

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兴建历来是“国之大事”，因此关于都城的建设与古代都城史的研究，就一直为官方与学界所重视。

古代都城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更为审慎地把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古有机结合起来，使古代都城历史研究的内涵更为深化、细化。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课题取得的重要学术进展表明，古代都城考古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的学术定位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古代都城，但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城数量之多、历史延续之完整、文化内涵之丰富，是尤为突出的。据有的学者统计，“内地各省市共有15年以上的古都53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172个；不足15年的古都计有79处，涉及的政权90个……几宗合计：共有古都164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69个。(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兴建是历代统治者的“国之大事”，因此关于都城建设与古代都城史研究，历来为官方与学术界所倍加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及80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的世界遗产事业热潮，作为不可移动的、重要文化遗产的古代都城，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相关的古代都城研究也日渐“升温”。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必要与必须的，但不能说就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因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古代都城，其学术目标应该是要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去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及历史变迁。

   

古代都城研究与古代都城田野考古

    考古学与历史学，二者学术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它们都是研究与人相关的历史的科学。但是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以人类或与人类相关的物化载体(包括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其方法是借助于生物学的类型学与地质学的层位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解决、研究对象的“时空”问题及物质载体的结构、变化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但是古代都城遗址考古不能停留于这样的研究层面，上述层面的内涵可以为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都城时代、地望等基本的时空框架，具体时代、地望的细化与科学确认，需要田野考古的新材料及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先秦时代的夏、商两代都城，历史文献记载各有13座之多，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夏商王朝都城具体在什么地方、其都城形制与文化内涵等均不了解。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揭开了商代都城面纱。但是，当时只是能够认识到商代晚期都城的一些情况，至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城历史，还是通过20世纪50―90年代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考古勘探、发掘得以初步确认的。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仅能从文献记载上知道一些夏代都城的名字，都城的地望虽有记载，但是说法很多，有的甚至相距颇远。20世纪后半叶田野考古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尤其是新世纪之初，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庙建筑遗址发掘、宫城周围道路网的发现、祭祀区、玉石和青铜作坊区遗址等遗存的究明，使学术界对夏王朝晚期都城的具体地望、时代、形制与文化内涵等有了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