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

从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建立起国家储备制度并发行商品储备货币（CRC，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到公元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中国古典经济学比西方经济理论整整先进了3160年；无法走出甲午战败的阴影，一百多年来早已对中华文明失去自信心的人马上会断定这是“国粹主义 +狭义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的最陈腐的老生常谈！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迁强附会……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这本书的时谦逊地加了个副标题，以提示人们这一理论的中国起源： 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正确的中文译法是：现代常平仓！

    在西方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中国古典经济学就将生态纳入了经济管理和国民核算体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旧迷信市场会自动带来均衡的时代，中国古典经济学早已经将百姓均平理论数理化；当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践了这一理论数千年之久。问题是，这一伟大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从国人的记忆中被删除的呢？

一 兴起与沉沦

    归根结底，中国古典经济学几成绝学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的儒化和近一百多年的西化。

     甲午战争已经逝去113年，但时光并没有使国人走出战败的阴影。这场战争使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的理论化为泡影——既然后起西化的日本最终战胜了我们，那么不彻底的西化，具体说是政治经济体制不彻底西化就是罪魁祸首！于是西化成了唯一的道路，历史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西化运动。

    支撑全面西化的是一个简单却荒唐的逻辑：军备不如人是因为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是因为制度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是因为文明不如人，更有甚者，连汉字都不能要了，要斩草除根地割断我们绵延八千年的文明脐带。

     笔者不是否定过去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英雄史，在中国原文明已经全盘儒化的背景下，西化，而不是东方文艺复兴成为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尽管一战后欧洲人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基础，但中国当时根本就不具备全面的文艺复兴条件，清代诸子刚刚整理完中华原文明著作，还没有人从思想的角度去诠释那些从故纸堆中抢救出来的古老文献。

     由于完全不同的地理、历史背景，一百多年来西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法律及法制机构几乎都引入了，却没有法治；经济理论及经济学教科书也大多译了过来，经济学家快成了过街老鼠；民主选举在农村放开了，却是贿选成风，没有资本就用鸡蛋拉选票……今天中国学术界更是西化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说北大一位教授在翻译“Mencius”时，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中国的孟子，将之译为“孟休斯”。《储备与稳定——现代常平仓》一书的中译本是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译者竟将文中的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译成了“积谷防饥”。

     说到学术界的儒化程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常常会对秦汉黄金时代大为赞赏，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战略家，但中国学者很少有人这样作，他们仍然沿袭汉初大儒陆贾的思维定势诅咒这位法家治国的伟大领袖是暴君；中国学者对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千年黄金时代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将儒化后的黑暗时代骄傲地看成中华文明本身——今天所谓的儿童启蒙经典不过是儒家的那些漏洞百出的经典罢了——包括伪造的历史。

     儒化和西化还使国人失去了消化西方文明的能力，唯西方马首是瞻。明明常平仓制度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竟派人到美国去学习常平仓制度，明明现代公务员体制源自科举制，今天国人却让美国政府高官来华宣讲公务员制度。这种西方文明独尊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文物制度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只剩下有意或无意，情愿或不情愿的全盘西化。唯一认识中国的窗口是西学，事实上单单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内观中国有如以管窥豹——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经济制度的时候，他们最多只学到了常平仓这样的经济政策，对后面的储备原则一无所知。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只看到了科举制，他们对中国大黄金时代以事功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功勋制则不甚了了——西方传教士最先看到的儒生公务员和法家制度下的文法吏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儒化和西化两座大山的重压下，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健康心态。他们对所有偏离西方学术轨道的思想都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对于自己攻击的对象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说中国古典经济学是伟大的，是因为中国古典经济学色地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均衡，社会上人与人的平等及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管子》开篇就一语道破了直到今天仍困扰着西方文明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用人为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

  （《管子·牧民第一》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文献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是《管子》一书，主要集中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其间也大量提到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散在《地数》、《国准》、《轻重甲》、《轻重戊》等篇中，作者认为轻重理论（这是古人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称呼）发韧于中华文明之初，八千年的伏羲氏时代。甘肃大地湾等处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七、八千年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们还处于胼足脂手，刀耕火种，开拓蛮荒的时代。

    《轻重戊》对那个时代描述说，伏羲执政时就，就创造了八卦来预测阴阳，发明九九算法来印证天道，从而使天下归化。神农氏执政，在淇山南部种植五谷，百姓才懂得食用粮食，从而使天下归化。燧人氏当政，钻木取火，以烧熟肉食，百姓免除了生食中毒之病，从而使天下归化。黄帝时代，实行了伐光山林、枯竭水泽的政策。虞舜时代，实行了火烧山林，消除群害。为民兴利的政策，并且建立了土神社庙，里巷门间，开始让人民知礼。这两个朝代，人们没有怨恨、凶恶和反抗，从而天下也归化了。夏代，开凿二十条河流，疏浚十七条淤塞河道，疏三江，凿五湖，引四泾之水，以测度九州高地，防治九条大泽，让人们懂得城郭、里巷、房屋的建筑，从而使天下归化。殷代，修立栅圈，驯养牛马，以为人民兴利，从而使天下归化。周代，遵循八卦，印证明阳发展，从而使天下归化。

    （原文：宓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上亡下虫]，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

     《国准》一章更为明确地记述从周人开始（确切的说是从殷末开始）中国人开始用储备调节经济。上面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材，集中储备各种物资。

     （原文：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

     作为一个族群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自然灾害常常是中国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催化剂。《管子·山权数》记载，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汤都曾用发行货币的方法缓解危机，似乎夏朝和商初还没有商品储备制度。作者写道：“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

     （原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学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只是增产节约和国家参与市场买粮（“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这样的段，按照《国语·鲁语》的说法：“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而《大匡解第十一》则开始大规模建立粮食储备，同时以储备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里面的货币已经具有商品本位货币的基本特点——储备的目的不单纯为了救济或买卖获利，而是为了稳定商品市场。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侯，就应以发行重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稳定金融市场。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时代的确发生了很严惩的饥荒，因为除了《逸周书》，地下文献《竹书纪年》也作了记载，上面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大匡》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共同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连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仓廪分设各地，各地命令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买卖市场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正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到了财生食足，能够收取再作征收。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但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出众人帮助劳动，赶着车子送回他们，不分早晚运送粮食。”

     （原文：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灾，旁匡于众，无敢有违。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赡，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众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

     为了上述政策的贯彻，周政府发布文告，决心打击黑市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和市场的稳定，维护商人的利益。文告上面说：“商旅当广泛外出，顺畅地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与外地物价，制定平均价格，做到早晚不分。邻里劳役要均等，只有均等众人才会顺从。先屯积而不出售的，当罚没以使市场均衡，不让有的人沦为贫困。财物平均而不让有人缺乏，取利于民不得过分。”

     （原文：游旅旁生，忻通所在，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勿鬻，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淫。）

     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商末周文王时代已经完成了其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将中国古典经济学比作一个人的成长，读者就会发现他大致可分为发育期（伏羲式至周文王，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华夏文明千年大黄金时代，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衰老期（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直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复兴）。

     我们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发育期情况依旧缺乏全面的了解，有些记述甚至前后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更为详尽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幸运的是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能依稀看到一条通向早期历史的经济学古道。《管子·地数》中说国家垄断矿产资源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官山”是储备的另一种形态），《地数》中描写了黄帝与伯高的一段对话，突出了这种“基本军工原料储备”的战略意义；《逸周书》还曾引用夏代箴戒之书《夏箴》原文说明储备的重要意义。

     经过李悝、管子、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学在华夏文明千年黄金时代进入成熟期，《管子》国轻重十六篇、《盐铁论》中记述的桑弘羊经济观点，以及《史记》中有关经济的篇目都出于这一时期。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详细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管子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背景和范围有极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支持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如同古罗马伟大的商业文明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中国古典经济学怎么会被智慧的国人淡忘呢？终极原因是儒家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疯狂抵制及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野蛮肢解。

    儒家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基础，主张放任主义的小农经济，对于一切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儒家都激烈反对。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使中华文明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其阴影一直持续到今天，只不过今天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被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取代罢了。历史是多么具有嘲弄性啊！儒家似乎在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折磨的国人——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曾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启发，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斯·克拉克的断言，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深受魁奈的“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而魁奈这位“西方孔子”的思想源于中国。

     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源于直接源于孔子。《论语·颜渊篇第十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国用仍十分紧张，于是鲁哀公建议增加税收，儒家对激烈反对，说只要老百姓富足了，国家“自动”会富强。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原文：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请注意，《论语》是儒家放任主义小农思想的开端。到孟子，其具体主张已经相当成熟，且很有煸动性。如同1988年9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可以用30年时间取得西方国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孟子也为当时的政治家描绘了一幅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的人间天堂。

     面对被四方欺凌，救亡图存的梁惠王，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大王如能对民众施行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深耕土壤、清除杂草：青壮年在空闲时修习孝梯忠信的道理：在家用这些来事奉父兄，出外用这些来事奉尊长，就能使他们拿着木棒来打击秦、楚的坚甲利兵了。那些国家侵夺民众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农田来养活自己的父母，父母挨冻受饿，兄弟、妻儿离散。那些国家虐害自己的民众，大王去讨伐他们，谁能和大王对抗，所以说仁者是无故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孟子为梁惠王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经济图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

     （《孟子·梁惠王上》原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在放任主义小农经济的指导下，儒家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储备原则。荀子明确指出，国家储备这样的“末业”会导致灭亡，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国蹶”。荀子这样写道：“君主好大喜功， 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国家就贫穷； 工人商人众多，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 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郊外的田野乡村，是财物的根本； 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梢。百姓不失农时和谐安定、生产有条不紊， 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保养那和谐安定的政治局面，节流，开源，而对钱财的收支时常加以调节，使天下的财富像大水涌来一样绰绰有余，而君主也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像这样，那么君主和民众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夏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并没有面有菜色的人；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旧有的储备粮还有剩余。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可以说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而国家的粮仓充实，百姓家里空 空荡荡而国家的仓库满满的，这可以说是国家垮了。”

  （《荀子· 富国》原文：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垣窌仓廪，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孰，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

     中国古典经济学明确反对儒家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主张。《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指出，轻赋税会直接导致国家储备不足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丧失，国家的衰弱。文中借桓公与管子的对话写道：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从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到公元226年生于江东儒学世族的陆逊（183年-245年）给孙权的上疏，从明末的经济到清末的经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数的苦难。由于政府过小，根本无法调节市场，更别说保家卫国，两千年的儒化导致中国贫弱相加。

     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率过低，经济自由放任，政府根本就没有主动调节市场的能力，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有钱支付军饷。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饥民、饥兵一起将明朝推向灭亡的深渊。用大量数据资料，深入研究明末财政经济状况的杜车别先生这样写道：“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清朝鼎盛时期，1757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惊呼大盐商江春一夜之间为自己营造扬州白塔之余，看到这位盐商比自己还富，乾隆感叹：“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到了1840年6月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时，道光皇帝却连感叹的份儿都没有了。虎门地处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广州的门户，虎门的火炮根本就不能打到珠江中线，只能做报信用（儒者不言兵，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信念。）。1835年关天培（他言兵了！）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决心在虎门横档与武山之间激流中铺设铁链木排，防止洋船通过，但没有经费，直到三年后，横档屿海防工程才开工，清政府“太小了”，钱是广州大行商伍绍荣等捐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要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折合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可以说政府够小的了吧，可钱是要赔的，那剩下的770万两白银怎么办，由于“藏富于民”，道光帝就让商人出。

     今天那些主张“小政府”的名声不佳的经济学家自己都不清楚，他们的理论不过是儒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的翻版而已——尽管他们口头上挥舞着拳头反对小农经济，主张市场经济。

     自由放任的市场要求国家退出经济调节领域，于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理论家在儒家眼里一并成了小人、盗臣。对宋以后文人影响甚巨的《大学》中强调，只要生产多，消费少，国家就会强大。并借用鲁国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大学》的作者这样解释这段话：“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个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原文：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既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小人，当然就没有人敢多谈“利”了。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要朝臣们拿出经济国家的具体主张，雄心壮志，欲平江表（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的司马炎抱怨道：“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

     最后，中国古典经济学如同孕育她的母体一样，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引入，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经济学的手术刀肢解中国古典经济学，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古典经济学被残酷而野蛮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经济思想》(1933)、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经济理论》(1940)、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统制经济》(1944)……至于那些企图完整论述中国经济史的作者，只是努力将这些被肢解的尸块用逻辑的胶带粘连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别于1962、1963、1981年出版）……

     王亚南1946年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范式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进一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诠释中国。他自己也承认，经济学只有一个西方经济学！悲夫！

     这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先行者距司马炎时代也有近1700年了，更难窥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全貌了——他们艰苦的工作至少告诉世人：中国即使没有完整的经济理论，也曾经存在伟大的经济思想。

    ——这里，我们要作的不是继续堆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尸块，我们已经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国古典经济学本身。

二 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的三原则

     克隆中国古典经济学首先是找到华夏文明的基因。我们找不到商以前可信度很高的文献，甲骨文也已经发现一百多年了，但其中多是对卜辞的零星记载。所以我们看到的可靠历史文献来自西周，最早的当属《尚书》。宋明儒家奉为至宝的《古人尚书》被清人证明是伪书后，《今人尚书》的地位提高了。

     由于《今人尚书》也遭到过儒家的“义理化”删改，所以“删《尚书》之余”，被儒家扔进纸缕的《逸周书》显得极为宝贵，特别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按照《逸周书·世俘》的记载用天文学软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后，《逸周书》的可信度明显增加。今天，人们在重新编写《尚书》的时候，已经将《逸周书·世俘》作为真《武成》编入——进而言之，刘向所述《逸周书》“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的说法是可信的，《逸周书》才是本来面目的《尚书》——它是中华文明的胚胎，从中我们能发现完整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基因。

     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临终前曾向太子发（克商的周武王）讲述治国大道，内容包括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中阐述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原则包括：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详述如下：

1.自然原则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早就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影响，相信自然秩序而不是超自然的上帝才是真理之源。这使得华夏文明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将生态秩序放在第一位，而不会像今天的西方文明一样用工业持续、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征服自然。尽管今天的西方文明也把环境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学蒙昧的印第安人大讲“地球母亲”，但他们仍然用资本主义工业原则，而不是用自然原则组织经济生活。笔者注意到，今天的环境经济学不过是好看的塑料花而已。

     一般认为中国自然主义世界观的集大成者是《老子》，这显然没有错。但老子显然不是中国人独特世界观的源头，那么我们的先人是何时脱离神话的影响过渡到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呢？

     据甲骨文记录，这一转变发生在商朝末年，这时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种宗教仪式安抚的对象，他们变成了值得尊敬的会赐福子孙的灵魂。日本学者伊腾道治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10月）中总结第三期后半期、第四期卜辞（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以后）内容特点时说：“这一时期，祖先是在另一个与活人相同的世界里生活的；同时，与祖甲时代相比，人们更明确地意识到祖先是赐福于子孙的，从而确立了祖先崇拜。”

     这一转变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话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强，那种通过祭祀占卜，将人类的命运委于神权的时代终将结束。《逸周书》的作者在总结周文王的行事特点时，尽管仍然主张尊敬神灵，但已经将卜筮的地位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为，龟卜虽吉也要想到凶危。

    （《逸周书·文酌解第四》：“一绝灵破城，二筮奇昌为，三龟从惟凶。”）

     周穆王的史官在总结前朝诸国败亡的原因与教训时，单列出从前古国玄都氏重视鬼神，不重人才而敬奉上天，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国灭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这里信奉鬼神、卜筮已经被公开谴责。

      在西周未年，当芮伯良夫向厉王进谏的时候，已经屡屡讲“道”，《逸周书·芮良夫解第六十三》上面说：“我小臣良夫叩头谨告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尽到他的职责道义，远方人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不讲道义，身边的臣妾也会背离。百姓归向恩德。有德百姓会拥戴，无德百姓就仇恨。这句话真实地验证在此前不远：商纣王不改夏王桀的残暴，因此才有我们周朝以及国家。”

     （原文：予小臣良夫，稽道谋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兹言允效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无有家。）

     在西周以后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政治生活要讲道，经济生活也要讲道，并发展出了完备的按时节安排生产的法规体系（即月令）和经济管理体系（详见《周礼·地官司徒》部分）。经济的自然之道包括：按照自然生产的周期进行生产，顺时取物；维护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蓄足功用；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

     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思想激烈反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储备原则，却极力赞同生产的自然原则。东汉班固在作《汉书》时，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然原则阐述得很清楚，《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开篇就指出：要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不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夏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夏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旁边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里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

     （原文：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 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顺时取物总结为：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胎的羊。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赶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万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时令。

    （原文：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由于现代人已经不知中国古典经济学顺时取物的原则，所有的生产都按工业化的逻辑，持续不间断地进行，结果是生物资源的严重浪费。以我国为例，尽管从1995年我们就实行了海区伏季休渔制度，但那两个月的休渔时间能保证恢复生态的自然生产能力吗？由于长期捕捞过渡，有的沿海的居民不得不转产。

     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还没有类似“年积材量”的概念用以框算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但其中明确规定：不杀怀胎母兽，不砍未成材的树木。不错过农事季节。像这样下去十年，有十年积蓄的为王，有五年积蓄的称霸，没有一年积蓄的灭亡。生十个杀一个的，用物会堆积十层；生十个杀十个的，用物会顿时空虚。堆积十层的为王，顿时空虚的灭亡。

    （原文：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日本人乱砍了一次，建国后又大砍了两次，九十年代基本砍没了。相对我们的祖先，当代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太野蛮。现在大讲封山育林，林不是靠育的，那些原始森林生态的恢复可能要上百年，可现代工业砍光地球上的森林是很快的；我们必须要蓄足功用，为万世子孙，人类的持续发展计。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在谈到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时，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骄纵奢侈之事，不做过分浪费的事，不贪恋于华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饰，屋顶用茅草覆盖，为百姓珍惜费用。

    （原文：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

     中国古典经济学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则明确反对消费主义及资本的无限扩张，就是所谓的“泰奢之数”。“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

     （原文：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自凯恩斯以来，刺激消费和信贷扩张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及资本力量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甚至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生存的安全。电动汽车早就发明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通过了《零排放法案》(Zero Emissions Mandate)，以降低汽车尾气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该法案规定加州1998年售出的新车中，零排放的汽车要达到2%，2003年达到10%。但在美国大石油公司的压力之下，与燃油车、混合型动力车和氢燃料电池车相比拥有环保节能费用低廉等优越性的电动车却退出了市场，最后在亚利桑那的沙漠中被绞成了钢铁碎片。

     在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亲自参与演出和制作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尔以严谨的科学精神，极其丰富的资料向世人证实了全球变暖的灾难性影响，并指出人类（特别是一直忽视这一问题的美国）完全有技术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某些工业利益集团的影响，连科学报告也被那些与石油公司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随意修改。戈尔最后不得不承认，政治意愿（Political will）已经成为美国最宝贵的再生能源。

     新近已经出了中文版，在美国影响巨大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12月1日）一书透露，美国大财团控制的经济杀手（Economic Hit Man）常常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外衣，通过蓄意作出夸大了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来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为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派遣经济杀手到世界各地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争，其规模空前巨大，令人恐怖，所到之处是当地人民普遍的贫困和自然资源的严惩破坏。以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为例，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却从50%上升到70%，就业不足和失业率从15%飙升到70%，国债从2．4亿美元猛涨到160亿美元。作者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写道，“世界上并非仅厄瓜多尔一个国家是如此。几乎每个被经济杀手网罗到美国‘保护伞’下的国家，都遭受着同样的厄运”。

     在人类资源已经越来越紧张的今天，西方文明依旧用消费主义支撑着他们的经济成长，自己的资源不够就用经济、战争手段去掠夺，人类何时能脱离西方海盗文明的野蛮呢？就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刻，伊拉克的战火仍在燃烧。

     西周初年是由山虞、森衡、川衡、泽虞、迹人、矿人等官员管理自然资源的。比如矿人的职责是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等的地方，为之设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护。按时采取，选择开采地，绘成地图交给开采者，巡视是否有人违犯禁令。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矿人》原文：　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国稀土生产才由指导性改为指令性生产，其他矿产资源的乱挖乱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国家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研究所杨子健先生撰文要求国家建立优势矿产资源的保护机制：“由于我国的矿山开采和贸易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大量宝贵的矿产资源廉价流入国外。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许多目前我国占有优势的矿产资源将所剩无几。因此，建立我国优势矿产资源的保护机制已迫在眉睫。”

     由于汉白玉资源有限，中国一向有节制的开采汉白玉，主要用于皇家标志性建筑，一般人不得随意开采使用。但中国全面引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后，汉白玉资源很快就开采枯竭了。国家要建中华世纪坛，被称为汉白玉的中华世纪坛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顶替，结果碑体很快就风化裂缝——这是怎样的讽刺啊！

     节制消费和资本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自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逸周书》屡次强调，国家要保证商人有足够的资本（《文政解第三十九》：商工受资；《大聚解第四十》：商不乏资）。周初政治家吕尚直接将大农、大工、大商称为国之三宝（《六韬·文韬·六守》）。《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也将商称之“三宝”，上面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中国古典经济学节制资本的目的是让百姓均平，不像今天美国那样让一个利益集团通过对资本的控制绑架整个社会。

2.均平原则

     首先需要说明，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百姓均平原则与儒家放任主义小农经济条件下通过抑商实现平均主义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同。儒家平均主义思想在《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借用孔子的话：“我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因为这样，所以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

    （原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黄帝内经》”《黄帝四经》所谓：应付事物变化的方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

    （《黄帝四经·道法》原文：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胃）谓失道。）

     百姓均平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手段实现的，目的是防止人与人互相剥削，“下相役”、“阴相隶”“同列而相臣妾”。具体政策包括物价调节、平均赋税、每个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等等。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认为只有作到百姓均平原则，社会才会和谐发展（“和德”），上面说：“百业得以均其利益，商贾得以流通货物；百工不失掉职业，农夫不失掉农时，这叫做和德。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发布政令以达四方，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让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劳作，向四邻输入。《夏箴》里说：‘国内不能容纳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开望》里说：‘土地宽广无人防守的，可以袭击讨伐；土地狭小没有粮食的，可以围困待其枯竭。两种祸患的发生，都是土地与百姓多少不相称的灾难。’”

    （原文：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开望》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二祸之来，不称之灾。）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均地分力，公平折算土地实行分户经营成为历代长期追求的目标，因为这样能够使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利用最大化。《管子·乘马第五》上论证说：把土地公平折算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样，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

    （原文：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

     让每个家庭平等享受土地资源的政策在中国大黄金时代相当成功，事实上早期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将均分田地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东汉之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曾经发生过，但到明清仍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两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他们没有资源动员足够的民力抵御外部入侵——以前有的学者教条化地将一个朝代的灭亡归因于土地兼并，中国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已经使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理论逐步失去了根基。

     均地分力不再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农业，但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世界资源的思想却永远不会过时。

    夏朝史书《夏书》中说：“赋税均平，王室的库藏才会充盈。”（《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原文：《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为了使平均分配土地并公平地承担赋税，我们的先人发展了以《九章算术》为核心的完整的数学体系，它的整个主要架构都是按百姓均平的原则设计的。西周时政府专设均人一职，他的职责就是：使地税合理，使山林川泽之税合理，使各种从业税合理，使对于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役征调合理。凡力役的征调，依照年成的好坏，丰年公事平均每人征用三天，中等年成公事平均每人征用二天，歉收年成平均每人征用一天。发生饥馑疫病就免除力役，免除赋税，不征收山林川泽税和各种从业税，因而也无须做使地税合理的工作。三年大校比时，就对各种赋役作一次大的合理调整。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均人》原文：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则大均。）

     百姓均平还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平衡，特别是农民与工业商利益的平衡，不让工商业阶层垄断国家权力。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必然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会使农民的工业品购买力受损，如果粮价过高，就会损害农业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古典经济学主张国家调节粮食价格，使“农末俱利”，具体主张包括：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 并指出如果粮食这样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

    （原文见《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越国大臣计然语：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同时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价格扶持政策成为后来中国历代农业政策的基础，这一思想也被美国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所吸收，美国是以1909-1914年农业繁荣时期农产品对工业品相对价格为“平价”（parity price）；《农业调整法案》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前农业部长华莱士（Henry A. Wallace，1933-1950在任）曾积极推动这个法案的国际化，以便让所有国家的农民都有相等的权力获得基本的农产品和工业品。1942年1月，这位王安石的崇拜者就在《大西洋月刊》鼓吹自己的“世界常平仓”思想，他写道：

    “作为和平努力的一部分，我希望所谓的‘常平仓原则’会在世界范围内一系列商品中实现，请注意，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达成的《大西洋宪章》八条中第四条提到，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获得世界的原料（原文： 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我们接下来数月的主要目标是使个崇高的理想变得更具体。”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1946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宣布将建立一个世界粮食委员会（World Food Board），要将“1930年代美国农业部长华莱世的‘常平仓’计划国际化”，这个委员会将为欠收建立粮食储备，稳定世界农产品价格，其基本目标是使“当其他国家有大量卖不掉的粮食剩余时穷国免除饥饿之灾”。然而，在美国等国家的激烈反对下，这个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计划被永远搁置了下来！

     今天，世界农产品贸易仍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原则进行。星巴克大概可以从一公斤咖啡豆中收入 232 美元，而一个生产咖啡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卖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收入o.3 美元，且这个价格还一直在下降。埃塞俄比亚的农民们至今还无法解决温饱和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许多地方没钱建学校；另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全球有40个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全世界有8．54亿人营养不良，每年有560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

     当读者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的时候，会懂得什么是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什么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华丽外衣下的野蛮！什么时候，中国古典经济学才能成为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南呢？

3.储备原则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那样，产品的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国家粮库，主管官员的地位相当高。从《旧约·创世纪》中我们能看到，约瑟建议法老在七年丰收之年储备了大量粮食，然后在接下来的七年大荒中发了横财，约瑟的政策只是王权下的囤居积奇；罗马人也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目的和早期中国人一样单纯为了储丰防缺。据历史资料，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罗马至少有291家公共粮库，储备的粮食足以支撑首都居民七年之需。

     西方没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的储备。印加人的储备还相当丰富，除了粮食，还有羊毛、棉花和各种金属；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粮食管理局，负责军用粮食的公开采购。美国弗吉尼亚1632年立法明确要求第一位超过18岁的农民都应当为公共粮仓贡献粮食。

     由于西方世界的储备最多停留在“积谷防饥”阶段，所以他们对储备各抒己见。莱勒认为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马克思则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储备的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就绝对量来说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西斯蒙第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亚当·斯密则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农业经济社会历来都是吃上顿不管下顿。

     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人将储备作为经济、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储备，二是商品储备货CRC的发行。至晚在春秋时代，基本商品的储备和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就如同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负数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纪还称负数十分荒谬一样，笔者认为西方人长期关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而没有关注储备的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在系统论诞生以前，西方人缺乏从整体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西方经济学总是力图从生产或消费方面解决经济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从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整体角度解决问题。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常平仓制度引入西方后，商品储备及商品储备货币才渐渐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在讲储备原则时没有像《逸周书·大匡第十一》中那样清楚，但也强调了储备及储备商品调节市场的重要意义：天有四种灾祸，水灾、旱灾、饥年、荒年。灾祸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不从事积蓄，用什么来防备它？《夏箴》里说：“平民百姓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以及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国家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百姓就不属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实行，灾祸临头就不远了。明白以上开放、关闭、禁止、施舍道理的人，他夺取天下就如演化一般的快；不明白开放、关闭、禁止、施舍道理的人，他失去天下也如演化一般的快。

    （原文：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无日矣。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了计然的储备原则，以及如何用储备调节市场，计然明确指出，国家绝对不能如投击商一样囤居以求高价（不能学约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随时平衡物价。上面引用计然的话说：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史记》还说，越王勾践按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就富有了，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称霸中原。

    （原文：“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关于CRC的发行理论，公元前524年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时阐述的简单明了，核心思想是统计财货的多少，权衡钱币的价值，如果钱贬值过多，就发行重币，使重钱和轻钱按照一定比价流通，所谓“量资币，权轻重”。上面说：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统计财货，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百姓嫌钱轻物重，就铸造大钱来行用，于是有大钱辅佐小钱流通，百姓都有得益。若百姓嫌钱重物轻，就多铸小钱来行用，同时也不废止大钱，于是有小钱铺佐大钱流通。这样，无论是小钱、大钱，百姓都不感到吃亏。

    （《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原文：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管子》轻重十六篇论述的相当细致。作者指出，国家经济工作首先要统计出“资”和“币”，还要才能根据轻重原则调节市场，增强国力。统计内容包括：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口粮后，余粮多少？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管子·山国轨》原文：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统计好资币后，就可以用信贷、市场和行政命令等办法经济天下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总要掌握商品储备的主动。尽管《管子》一书中描述的全部情况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有些夸张，但作为一般的调节市场原则仍具体重要的参考意义，它给了中国后代经济学家太多的启迪：

    （总体统计完成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

    （《管子·山国轨》原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

     无论是“以谷准币”还是“以币准谷”（“以币准谷”还包括官员俸禄不再直接发给粮食，而是换算成货币，类似于现代的工资，目的是让国家掌握更多的粮食储备，支撑粮食价格。），管子都将商品本位货币的应用推到了极致，这里商品储备货币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稳定价格，还能通过可控的价格波动直接从市场获取巨大的财政收入——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作法不同，管子反对通过加税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

     在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国家仓库中的储备起到准备金的作用，国家储备货币的发行是以国家实际财富作基础的。前提是国家必须掌握大量的商品储备，否则国家将失去调节市场的能力。《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将掌握粮食储备称为“天权”，“天权”不掌握，经济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也因此，中国古典经济学对于严重的入超和出超都十分关注，平衡市场的基本要求是保持物价水平与别国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

   （《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物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

     我们国家仅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就由1979年初的15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降至580元人民币兑100美元，下调了73%。后来又持续下调，1998年稳定到了82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近年来才有所上升。美国人的到浙江买袜子，说是和零价格差不多。商品价格太低导致大量的物质财富流向别国，不用说用储备调节经济了，居民消费率变得奇低——泄者失权！国人不应忘记自己的经济学古训啊！

     当格雷厄姆为自己的商品本位货币方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青睐无可奈何的时候，在社会主义世界，他的计划正在稳妥的进行。在斯大林那里，储备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眼里的产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环，而是卢布稳定的基础。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是真实的，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的财政人民委员宣布：“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

    当代许多研究者都是赫鲁晓夫的信徒，将斯大林治下苏联经济奇迹说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的化币思想不仅为苏联经济学家所鼓吹，格雷厄姆在写他的商品储备货币专著《世界商品与货币》时仍毫无偏见的引用——斯大林没有有意识地去推行商品储备货币，但他通过商品“准备金”的形式稳定卢布的路径是对的。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对1935-1937年间曾在莫斯科学习苏联处理经济问题方法的陈云有什么影响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1939年底至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时，曾会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叶·萨（ 1879—1964），按《师哲回忆录》中的记述，因为法币（国民党货币）不断贬值，导致陕甘宁边区边币跟着贬值，物价猛涨，当时周恩来问策瓦尔加，后者建议：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之独立起来。其次边币不应以黄金、白银支撑，而是以边区的实物（煤、石油、食盐等）为基础，以维护边币的购买力。第三要自立更生，发展生产。

    多年以后，陈云就将商品本位货币思想付诸实施。1943年初，刚刚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日常工作的陈云就提出建议，为了拯救不断贬值，信誉严重受损的边币，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比1，与边币1比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步收回边币。达到一定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就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比1，驱逐法币，掌握金融主权。陈云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共产党人CRC的发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解放初期，当时恶性的通货膨胀足以吞噬任何一个新生政权。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 1948年12月为基数100，则1949年11月的指数已达5376；人民币的发行额增加速度若以 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 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时陈云一方面利用商品储备对付投击商（“米棉之战”），另一方面发行基本商品支撑的货币稳定市场。主要手段包括：

    一，统一中央财政工作（这也是《管子》一书屡次三番强调的）主要是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作到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为保证国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储备，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省市各部门的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规定“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1950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二，紧缩银根，发行折实公债（一种商品本位货币，实际上以单位人民币准“一篮子基本商品”，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粮食、布匹和煤炭），中央制定了1950年发行2亿分折实公债的计划，计划中的2亿分公债实际只发行了1亿分(1分公债折合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 0.75公斤、白细布1.3米、煤炭8公斤)。

    三，开办保值的折实储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当时折实单位后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区是以玉米粉0.5公斤、面粉0.5公斤。五福布 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上海是以白粳米1升，生油50、煤球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1个标准折实单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标准折实单位．

    四，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储备。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亿斤商品粮和占全国70%的煤炭供应量，40%的棉纱和50%的布匹、60%的食盐，同时加强了对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物资调拨工作。1949年11月25日到30日每日由东北地区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

    五、还采取了打击和取缔投机势力、发放折实工资等手段稳定社会、市场秩序。

    陈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他不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将市场送到阴间去，一切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分配。他也不主张冻结物价。或许他比斯大林更多的汲取了中国几千年的市场管理经验，中国本土学者早就发现，陈云管理经济与管子有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经济学将市场看作商品的价格标尺，是社会治乱的标志，没有市场就会严重打击经济，造成民用缺乏（“无市则民乏矣”）。《管子·乘马第五》中说：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

    （原文：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中国古典经济学明确反对冻结价格或计划价格的作法，计划价格实际上是将经济系统（市场）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感受器——价格麻痹了，由人和组织来进行资源配置，无论这些组织或人多么有效率也无法取代市场系统本身。结果是经济体制由麻痹到僵化，由僵化到死亡。二十世纪末，苏式计划经济已经彻底破产。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有一段桓公与管仲君臣的讨论。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

    （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商品储备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于基本商品到1951年计划管理的物资才23种。之后就越来越多。1953年实行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227种，其中统配物资112种、部管物资115种。1957年甚至对非申请单位需用的物资也纳入了各级主管部门的申请、分配计划，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532种，物资计划管理体制也逐步由计划渠道和商业渠道、调拨价和市场牌价并存变为单一的计划分配调拨和计划价格。

    计划经济的浪费、僵化现象是明显的。更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国家储备机构似乎回归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模式，大多变成了物流企业。1993年4月国家撤销了商业部、物资部，组建了国内贸易部，1998年3月国内贸易部又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到2001，国家国内贸易局也被正式撤销，目前只剩下功能越来越萎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它似乎不可能具有调节宏观经济，发行商品本位货币的能力（国家物资储备局网址：http://cbj.ndrc.gov.cn/default.htm）。

    1992年以前，物资部直属企业还有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设想的那种“蓄水池”作用，这种蓄水池使中国长时间内免受经济周期，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之苦。1992年，物资部直属企业组成的“现代企业集团”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后来又请来西方和尚念经，立志作“现代物流企业”。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竟是2006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始作俑者，而且他赚大发了（农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过85%的利益则落入了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囊中！详见2006-12-22《南方周末》）现在人们在“认真讨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履行国家宏观调控职责和企业自身的盈利冲动之间的矛盾问题……

三 历史女神的呼唤

    带着孩童般探索与发现之情研究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始终徘徊在作者心头：为什么中国古典经济学会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早熟？

    如前所述，重要的一点就是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从六千多年前开始就试图从整体的角度观察世界，用整体尚中（平衡）的哲学方法解决问题。对于人体和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关注整体是极为重要的。中国人通过自觉运用系统论的黑箱方法，通过对价格的把握，用储备调节市场——她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关注二者的持续平衡发展；她们关注的不单单是生产和消费，更关注供给和需要的平衡；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有二者间利益的均衡。

    有时侯你会感到西方文明的落后性是极为明显的。华佗在西元二、三世纪就发明了麻沸散，而西方医学家使用乙醚进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纪40年代，长时期内欧洲人在外科手术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击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后再进行手术；西方人直到上个世纪初还用烧毁农作物，向河里倾倒牛奶等方法解决市场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用储备碾平各种因素带来的经济周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不能脱离牛顿世界观的影响，相信理性经济人的加总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场的自动平衡。现代系统论已经用科学理论清晰地证明，对于复杂的巨系统来说，系统并不是其要素的简单相加，整个系统会显示出与要素完全不同的独特性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不一定走向自动平衡，有时会走向更加远离平衡状态——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今天亚当·斯密的理论已经成了中世纪的神学！

    催生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早熟的市场经济。考古证实，到商代晚期，平民已开始用当时的钱币贝做随葬品，少者1 枚，多者数十枚，说明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另外从商代制陶器、骨器等的手工业场所规模也能看出，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一书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发现，到秦汉时期，中国农民经济商品率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乃至百分之二十以上，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地主经济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生产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产品获得都得依赖市场，这就决定了地主制经济必然与市场联系，离开市场就无法进行再生产，以前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误解。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欧中世纪那样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不过完全西化的学者根本就不管这些，他们坚定的认为，西方有奴隶制中国就要有，西方有自给自足的封建时代，中国也要有一个——自甲午战争以来，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华夏文明至晚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这就是上计制度，内容包括：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治安、绿化等多个方面。（《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1993年初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有相当完整的上计内容，除了上述几项，还包括：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项；西汉宣帝时，颖川太守黄霸曾因“蓄足功用”等业绩获“治为天下第一”的好评。《汉书·黄霸传》中记载他：“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

    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比以GDP为核心的西方模式要科学完善得多，GDP只是一个社会中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是资本的总流量，除了战争条件下，几乎不能作为国民福祉的标尺，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算上环境成本。于是乎中国有人又从西方引进了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问题是环境成本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根本就不能实际操作。连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绿色GDP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要想把它付诸实践又是非常困难的。”

    让我们少一些作秀和愚蠢，回归八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本身吧！在未来的八千年里，从环境到金融，中国古典经济学必将成为人类经济理论是新起点。此时此刻，幸运地站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们听到了历史女神的呼唤——中国古典经济学，那是人类生活的新范式——她预告了地球上一个沧桑古老而又勃发生机的新文明的来临！

附录：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摘自本杰明·格雷厄姆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华尔街教父》第十六章，该书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