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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教育 典故词语，特别是事典词语一般说来谈不上词性，因为典故词语多数都具有词组性质，从其结构上分析，有的是主谓结构，如“庄舄越吟”、“竹化龙”、“耳顺”等；有的是动宾结构，如“绝韦编”、“祝网”、“伐柯”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状谓结构，如“跨下走”、“七步咏”等。普通语词这类结构甚少，且其解释亦多可从分析其结构入手，亦即说词义与结构的关系甚为密切。典故词语则不然，其词义与其结构的
关系并不太大。特别是一些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它们并不像普通名词那样表示事物名称，如“君平肆”、“孟光案”、“庾亮楼”等等，往往用以概其出典。凡上这些典故词语别于普通词语的特征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典故词义与字面义间的差异。
（四）典故词义的横向考察――事典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取义具有多维性。
典故词的取义如前所述，一般都受到典源的规定。语典词、典制词由于典源一般比较单一，其词义有如一般语词或一般文化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比较确定。
事典词语的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事典一般由人、地、物、事四大要素构成，如词语涉及的因素较多，词义往往就比较复杂。这里所说的词语涉及因素并非是词目字面所涉及的因素，而是指词目内涵所涉及的因素。另外事典典源亦有简单、复杂之分，事的寓意亦有多寡之别。有些词目由于内涵所涉及的因素较多，寓意较杂。很多事典词语作者借用它只是为了唤起读者对典源画面的一种联想，从而感知画面所提供的义域，读者可从画面的不同角度作各种不同的推想。这样的词语取义往往具有多维性，也即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词义并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义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为语言学界所公认的“在一个具体语言环境中词的取义是单一的、确定的”这样一种理论，又未能正确认识典故词作为文化词语其词义的这种多维性质，很多辞书多仍旧取用解释普通语词的释义方式，对每一典故词目因例而给予一个“相应”的解释，并且将各书例附于“有关”“义项”下，其结果不是对某些词采取删繁就简，挑选词义比较单一、比较确定的书例以作解释的办法；便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典故义而释语词义、专科义；或只引源而不释义，等等，这些不是科学地对待典故词词义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以语言学界所公认的那个前述理论套入典故词释义是行不通的。有人以“诗无确诂”为由，认为对典故词“强为之解，势必会失于泥”。将典故词视为“无确诂”的词，显然亦反映了取用传统的对普通语词的那种释义方式，其结果是要失败的。
为了论证上面的说法，我们可随便举一些例子：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子猷船”用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典。句中既有朋友相思相访义，亦有表示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义；李白《秋浦歌》之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宁戚牛。”“宁戚牛”用宁戚饭牛而歌为桓公所用典，句中既有有才未遇义，亦有自荐求仕义；苏轼《次韵张甥棠美述志》诗：“甥能锄我青门瓜，正午时来休老手。”“青门瓜”用秦东陵侯邵平于秦破后种瓜长安青门典，传说其瓜五色，味道甚美。《汉语大词典》对此词未作释。有人在其文章中释为“指美瓜，名瓜。”而实际上由诗题“述志”看，当亦寓有安贫归隐之意。以上数例还是词义较为简单的，像这样的例子实际上随处可见。至于一个书例，词义兼有三、四者亦不乏有之。我在三十多年来对事典词语释义中，每每苦于具体书例中词义的难以包罗，有时只好取顾大端而在释义之末赘一“等”字以概之，这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
典故词语，主要是事典词语在运用中多数具有“缘情造境”的作用，这造成词义具有多维性和义界的模糊性，所以对这类词语我们在释义时就必须使用一些能够适应它们的用语，诸如“借写”、“表示”一类。因为如仅用现有辞书常用的那些解释普通语词的用语，一来往往释不通，二来则很可能因释之过死而感到有失于“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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