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汉学网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元任（１９７５，２３３－２３４），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１９８９，１６８），“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１９８６，３２）。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９８个之多（张永言，１９８４），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湘（１９６３，２１）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１９６４，４５），“字”与“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continum）。请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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