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究竟死于何地（2）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
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持“乌江自刎”说者认为，《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叙述并不存在矛盾。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离项羽殉难不过六七十年，他同其父司马谈俱为史官，搜集和保存有关楚汉相争的史料应该是充分的可靠的。呼文指出:司马迁“治史精神之严谨，逻辑思维之缜密，向为历代史学家所共识。司马迁怎么可能疏忽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末尾相隔不到五百字的篇幅里，前写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死’，后写其‘身死东城’，［注:呼文、娄文皆认为，西汉时乌江在东城县境内，不属于今天的和县(旧称历阳)，与定远东城并非一地。］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而未发觉，这是不可思议的。再说班固亦是汉代的杰出史学家，离项羽之死也只有二百余年。……如果太史公在记述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前后不一的明显错误，难道班固也如此疏忽，不予订正竟至于留到两千余年后，才被人发觉进而提出质疑？这是不可理喻的。”
阴陵:是阴陵古城还是阴陵山
楚汉相争之时，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余华里有座阴陵城(今名古城村)，而安徽历阳(和县)东北五十六华里有座同名的阴陵山。《项羽本纪》中“项王至阴陵，迷失道”，此“阴陵”究竟是阴陵城还是阴陵山？因为阴陵的位置直接关系到后文的“东城”位置，于是双方各置一词，争议不下。
冯文指出:项羽过淮河以后，继续向南奔逃，但这时方向已偏向西南，因为阴陵城在西南向。“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羽是自北向南奔逃的，项羽的左，应是东边；只有田父的左，才是西边，才是大泽。冯先生曾两次到阴陵(古城村)调查，今阴陵城旧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D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长数公里的窑河大桥。冯先生还查阅了一部分近现代人关于《史记》的笺注，对于《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以下一段文字的地理注释，一般都证实了前面的判断，如“阴陵”，即注“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呼文对冯文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项羽退却路线是东南方向，不会偏向西南而绕其路。呼文写道:“项羽自吴中起事，转战大江南北，身经七十余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今定远西北六十余华里的阴陵城，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至于“大泽”，他认为: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西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水D地。这里离阴陵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
呼文认为，“阴陵”应是阴陵山。《史记》中写山，将“山”字省却的例子很多(略)。至于“阴陵大泽”，《历阳典录・山川》有明确记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现制五十六华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说阴陵山是项羽迷道处，还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到印证。宋《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纲鉴易知录》卷十亦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江浦与乌江一桥之隔，可见阴陵山与乌江相距甚近。此外，古代诗文亦可作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南梁、北齐在历阳议和后，改历阳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项羽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