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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四、吏治苛刻问题
抑制豪族本来就是汉代地方官的重要职责。汉武帝设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腧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与豪族有关《82》。东汉建立后，有效抑制豪族，更是地方官的首要任务。马援任陇西太守，“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诸曹白外事，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83》周纡“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疆以对”《84》。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官严厉打击不法豪族的事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李章传》：“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燕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传》：“（建武中）拜武威太守……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刘秀多次为这样的官吏撑腰，表明他支持此类做法的态度。其中，董宣的例子最为典型。《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董宣传》载：董宣为北海相，“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董宣得知后，“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董宣又将之悉收系狱“尽杀之”。这三十余人罪不至死，青州遂奏董宣杀人多滥。董宣坐征廷尉，被判死刑。刘秀得知后，“驰使驺骑特原宣刑”，将他保了下来，后又“特征为洛阳令”。他上任后，一如既往，执法如山。“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史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董宣“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还宫诉帝”，刘秀起初“大怒，召宣，欲杀之”，既而又令董宣“诣太官赐食”，并“赐钱三十万”，以示奖励。公主不解，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刘秀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从此，董宣“搏击豪疆，莫不震”。
湖阳长公主是刘秀的姐姐，刘秀连她的面子都不给，对其他贵戚可想而知。宗室中比湖阳长公主更尊贵的只有赵王刘良了。刘秀对他也轻易不给面子。《后汉书》卷二十九《鲍永传》：“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疆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据李贤注引《东观记》，刘良入城门时与左中郎将争道，叱其“旋车”，又召门候“诘责”，令其“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鲍永认为刘良作为“诸侯藩臣”，对“帝城门候吏”“肆意加怒”，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遂弹劾之。刘秀虽未处罚刘良，但对鲍永的作法表示了赞赏。直到刘良临死用最后一次行使特权的机会为其友李子春求情，刘秀才勉强破了一次例。《后汉书》卷二十六《赵传》：
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患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患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菀，帝追感赵王，乃贳出于春。
所谓“吏奉法，律不可枉”是刘秀加强吏治的基本原则。他曾在诏书中反复强调“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85》。根据这一原则，他不仅支持个别官吏严厉打击不法豪族，更普遍要求所有官吏尤其是郡县亲民之吏严格执法。《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又载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文中“二千石”指郡国守相，“长吏”指县令长《86》。这两段文字说的是，刘秀为了督促郡县强化吏治，对监察制度进行了改革，省去三公案验程序，由尚书直接根据州的弹劾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决。这项改革提高了监察效率，也增强了处罚力度，致使郡县长官纷纷落马。《后汉书・朱浮传》描述当时情形说：“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朱浮也在上疏中说：“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所谓“纤微之过”、“小违理实”，可能包括郡县长官自身的轻微违法行为，但主要应指他们不能严格执法，不能有效地履行职务，故“斥罢”他们的理由是“不胜任”、“未称职”。
根据同样的原则，刘秀对公卿尚书等中央官吏也严加督责。建武初年，三公皆用功臣，吴汉任大司马，邓禹任大司徒，王梁任大司空，但都统兵在外，不理朝政。不久，大司徒和大司空便改由文吏担任了。《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同卷《宋弘传》：“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只有大司马一职长期由吴汉担任。建武二十年吴汉薨，又用功臣刘隆行大司马事。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始任文吏赵。《后汉书》卷十七《贾复传》：“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范晔所谓“退功臣，进文吏”便是指此而言。而刘秀改用文吏任三公，主要是为了便于以吏事责之。《后汉书・贾复传》李贤注引《东观记》说：刘秀不用功臣，是为了避免他们“以吏职为过”而丧失爵土。可见以“吏事”责之，意味着有过必罚。建武前期，三公每每因微过被罢免。甚至下狱处死。大司徒中，伏湛因“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韩歆“好直言，无隐讳”，激怒了刘秀，被“免归田里”，又“遣使宣诏责之”，被迫自杀《87》。欧阳歙因任汝南太守时“臧罪千余万”而下狱死《88》。戴涉“坐人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89》。大司空中，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90》。朱浮“坐卖弄国恩免”《91》。范哗感叹说：“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92》九卿自明帝以后甚至要受“扑罚”，如顺帝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93》。尚书更时常遭受体罚。《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时内外群官，多帝（光武）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同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人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
在刘秀及明帝的严厉督责下，“朝廷莫不悚，争为严切，以避诛责”，“群下苛刻，各自为能”《94》，官场中迅速形成严猛苛刻的风气。史家对此多有描述：《后汉纪》卷六《光武皇帝纪》：“是时……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序》：“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卷四十六《陈宠传》：“肃宗（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卷二十六《韦彪传》：“世承二帝（光武、明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刘秀和明帝大力强化吏治收到一定效果。故朱浮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执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故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95》范晔称：“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96》华峤《后汉书》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断狱号居前世之十二。”薛莹《汉记赞》曰：“明帝……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97》“十二”、“稀少”云云，不免过誉，但豪族敛手、治安好转应是事实。
然而，严猛苛刻的吏治是双刃剑，在有效抑制豪族势力的同时，也大量伤及无辜百姓，造成许多冤狱。《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均……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汗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后汉纪》卷九《明帝纪》载宋均语曰：“国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奸也。然文吏习为欺谩，而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所由而作也。”《98》刘秀和明帝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诏：“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建武五年诏：“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建武十八年诏：“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同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八年十月诏有“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之语。
在刘秀看来，冤狱过多的原因，除刑法过重之外，主要是“残吏”太多。而朱浮认为，残吏太多的局面是刘秀一手造成的，在他的“明察”之下。“刺举之吏”不仅苛刻，“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99》。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吏治狱势必宁枉毋纵，宁重毋轻。加上贪酷之吏徇私舞弊，“狱多冤结”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权有势，有罪吏尚不敢问，蒙冤之事肯定较少，遭残吏迫害的狱中“冤人”当然多是普通百姓。史称刘秀度田时，“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100》；“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101》。明帝也在诏书中指出：“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102》可见“残吏”侵刻百姓的现象相当严重。
朱浮曾劝刘秀：“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103》钟离意也曾上书明帝，“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104》。他们都认为光武、明帝望化心切，“苛察欲速”，是导致吏治苛刻的根源。章帝初，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蒡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囚公行私，逞纵威福……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
史称：“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105》今案《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确有不少言及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理冤狱、赈贫民、轻刑罚等内容的诏书。元和二年正月诏更详细阐述了章帝关于吏治的主张：
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t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幅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魏文帝曾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范晔论曰：“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谓之长者，不亦宜乎！”
章帝以降，禁苛暴、尚宽厚成为东汉朝廷的既定方针，相关诏书不绝于史。如：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诏：“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106》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诏：“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竞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执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永元十六年七月诏：“今……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107》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诏：“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108》冲帝永元年五月梁太后诏：“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109》
然而风气既成，积重难返。章帝时第五伦说：“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110》顺帝时李固说：“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薄之俗未革。”《111》桓帝时襄楷仍说：“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 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112》
非但如此，禁苛暴、尚宽厚的方针还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如顺帝时，司隶校尉虞诩奏弹大臣和当权宦官的“臧罪”，却招致“百官侧目，号为苛刻”，受到三公的弹劾《113》。朝廷放松了对官吏的督责，“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114》，致使贪赃枉法现象更加严重，豪族的活动也出现反弹。《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载：和帝时，“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卷六十一《左雄传》载：安帝时，冀州“多豪族，好请托”，“贪滑二千石”多“与交通”。卷五十一《陈龟传》载：顺帝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夏馥传》载，顺桓之际，“陈留圉……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
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史称：“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115》范晔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密横，缘隙而生。”《116》显然，在东汉人看来，吏治苛刻是一大顽疾。怎样才能根治这一顽疾？答案很简单：用“良吏”取代“残吏”。刘秀已经提出选举应“务进柔良，退贪酷”；汉明帝则指出“残吏放手”是因为“选举不实”，要求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章帝更宣称“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和、安诸帝也反复强调“选举良才，为政之本”，“为政之本，莫若得人”，“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117》。和帝以降，特别是安帝时期，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天人感应学说影响，时人普遍认为灾害因民怨而生，民怨则因“残吏”而起。这大大增强了朝野上下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形成对“良吏”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质朴浅显，却又来自历史深处。在东汉特定环境中，在已经确立的“柔道”、“德化”方针影响下，它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因而很快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崛起，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外戚、宦官势力的抗争等现象，又会表现出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注释：
《1》正如何兹全先生所说，东汉建立后，“社会上到处是豪族强宗”。见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2》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05、120页。
《3》《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6页；《续汉书・五行志三》注引《东观书》载杜林上疏，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07页。
《4》《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2页。
《5》参阅杨联：《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09页；劳o：《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页；田余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秦汉魏晋史探微》（重定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页；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290页。
《6》《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2页。
《7》《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05，316、317、320、322页；卷七十《陈汤传），第3024页；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第1341页；卷十一《哀帝纪》，第340页。
《8》《后汉书》卷三十三《冯鲂传》，第1147页；卷三十二《樊宏传），第1120页；卷四十一《第五伦传》，第1395页。
《9》《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李章传》，第2492页；卷十七《冯异传》，第645页。
《10》《后汉书》卷十八《陈俊传》，第690页。
《11》《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第575页；《邓晨传》，第583页。
《12》《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469页。
《13》《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14页。
《14》《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第4189页。
《15》《后汉书》卷十二《王昌传》，第491页；《刘永传》，第494页；《卢芳传》，第506页；卷十八《陈俊传》，第690页。
《16》《华阳国志》载巴、蜀、汉中大姓甚多，其中有程、常、任、侯、张、李、冯、王等。参阅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史歆反叛”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17》《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2页。
《18》《后汉书》卷二十一《李忠传》，第755、756页。
《19》《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2页。
《20》《后汉书》卷二十《铫期传》，第732―733页，
《21》《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第601页。
《22》《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第625页。
《23》《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48、1651页。
《24》《后汉书》卷三十二《阴识传》，第1133页；《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张禹传》，第3349页；《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7页；卷四十二《济南安王康传》，第1431页。
《25》荀悦撰，张烈点校：《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4页。
《26》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85页。
《2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
《28》《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48页。
《29》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28页。
《30》《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294―1295页。
《31》《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第1124、1125页；《阴识传》，第1132页。
《32》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7―398页。
《33》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30、731页。
《34》唐长孺：《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9页。
《35》《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2360页。《汉书》卷四十四《淮南王安传》，第2145页；卷五十二《窦婴传》。第2375、2376页；卷五十八《公孙弘传》，第2621页；《后汉书》卷四十二《沛献王辅传》，第1427页。
《36》《汉书》卷七卜七《何并传》，第3268页；卷九十《酷吏・严延年传》，第3668页；卷七十六《赵广汉传》，第3200页。
《37》《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48、1651页。
《38》《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2363页；《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第3697页。
《39》荀悦：《汉纪》，第158页。
《40》唐长孺：《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页。
《41》罗彤华：《两汉“客”的演变》，《汉学研究》第5卷第2期，第467页。参阅陈连庆：《西汉时代的宾客》，《中国古代史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03、309页。
《42》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第183页。
《43》杨联：《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14页。
《44》[日]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九章《僮约研究》，东京：弘文堂，1955年，第309页。
《4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又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46》《史记》卷七十五《盂尝君列传》，第2360页；《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第2621页；《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驷列传》附《崔瑷传》，第1724页。
《47》《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第1648页。
《48》杨联：《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29页。
《4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l3页。
《50》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26页。
《51》[日]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九章《僮约研究》，第315、320页。
《52》[日]五井直弘：《漠代の豪族社会と国家》，名著刊行会，2001年，第13页。
《53》惟其将《昌言》误作《汉书・食货志》，应予更正。
《54》[日]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东京：弘文堂书房，1954年，第427页。
《55》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124页。
《56》张鹤泉认为：东汉“乡里居民的分布”，“已经呈现出同血缘、同宗族化的倾向”，因而“在东汉乡里中，主要应该是以宗族组织相联系的居民”（《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而杜正胜据《偃师侍廷里买田约束石券》和《犀浦东汉残碑簿书》指出：“汉代基层聚落的成员关系，血缘因素不能估计太高。”见氏著《编户齐民一一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96、197页。
《57》《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58》《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857页。
《59》《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295页。
《60》《后汉书》卷四十二《济南安王康传》，第1431页。
《61》洪适：《隶释》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62》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高文：《汉碑集释・犀浦东汉“簿书”残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
《6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16页。
《64》《后汉书》卷二十一《刘植传》，第760页；卷三十二《阴识传》，第1129页；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2页。
《65》《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第761―763页。
《66》《三国志》卷十八《魏书・臧霸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7页。
《67》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页。
《6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61页。
《69》[日]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十一章《漠代にぉける家と豪族》，第447页。
《70》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29―731页。
《71》《续汉书・五行志》韦昭注引《东观书》，第3306、3307页。
《72》《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7页。
《73》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对比《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县、邑、道、侯国，其中“前汉有而后汉无者四百五十四”。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069页。
《74》《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记》，第3388页。
《75》《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载西汉平帝时户口数为：12233062户。59594978 口。《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帝王世记》载刘秀中元二年户口数为：4271634户，21007820口。
《76》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77》《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78》《续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应劭《汉宫》，第3622页。
《79》张步就是这样。故耿弁击败张步后，“勒兵人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归乡里”。事见《后汉书》卷卜九《耿弁传》，第712页。
《80》万斯同：《东汉云台功臣侯表》、黄大华：《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1923―1931页。
《81》《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6页。
《82》《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第742页。
《83》《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836-837页。
《84》《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周纡传》，第2494页。
《85》《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50、52页。
《86》邹口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87》《后汉书》卷二十六《侯霸传》，第903页。
《88》《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欧阳歙传》，第2556页。
《89》《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72页。
《90》《后汉书》卷二十六《宋弘传》，第905页。
《91》《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5页。
《92》《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6页。
《93》《后汉书》卷二十一《左雄传》，第2022页。
《94》《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第1409页；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3页。
《95》《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3页。
《96》《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序》，第2488页。
《97》《太平御览》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36页。
《98》《后汉纪》张烈点校本，第178页。“宋均”当作“宗均”。参见《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胡三省注，第1413页。
《99》《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2、1143页。
《100》《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第780页。
《101》《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第66页。
《102》《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98页。
《103》《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第1142页。
《104》《后汉书》卷四十一《钟寓意传》，第1410页。
《105》《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第1549页。
《106》《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40页。
《107》《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86、192页。
《108》《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27页。
《109》《后汉书》卷六《质帝纪》，第278页。
《110》《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111》《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第2074页。
《112》《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第1078页。
《113》《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70页。
《114》《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第1870页。
《115》《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第1696页。
《116》《后汉书》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沦》，第1288页。
《117》《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39页；卷二《明帝纪》，第98页；卷三《章帝纪》，第133页；卷四《和帝纪》，第176页；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涣传》，第2469页；卷五《安帝纪》，第2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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