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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更为重要的是，田税按顷计算的同时却是按户征收。在国家看来，授田是依户进行，农民有名于上，就有田于下，按户征收田税，顺理成章。当然，征收田税的具体方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复杂得多。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六号木牍记载了平里和稿上里的刍稿征收的实况，牍文如下（注：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1期。《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
平里户刍二十七石
田刍四石三斗七升
凡三十一石三斗七升
八斗为钱
六石当稿
定二十四石六斗九升当□
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
刍为稿十二石
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
田刍一石六斗六升
凡十四石六斗六升
二斗为钱
一石刍稿
定十三石四斗升给当□
田稿八斗三升
刍为稿二石
凡二石八斗三升
牍文所记是汉文帝时事，去《二年律令》颁布实行的时间不远。其征收刍稿以物折钱是依律办事，其户刍、田刍之分则是法律所未见。从牍文看，平里和稿上里的刍稿税的主体是按户征收的，按土地征收的即“田刍”、“田稿”只是很少一部分。平里刍稿总数31石3斗7升，其中户刍是27石，占总数的近80%；田刍只有4石3斗7升，刚过总数的20%。稿上里刍稿总数14石3斗6升，其中户刍13石，田刍是1石6斗6升，户刍所占的比例大于平里，几达于90%。过去的学者对此户刍、田刍之分而以户刍为主的现象一直难以理解，现在可以明白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刍稿本来是按户征收的；这里所以单列田刍、田稿，很可能是考虑到各户土地占有量因土地转移所导致的差别，而将刍稿税分解一部分按土地征收，以减少无论贫富一律按户征收所带来的矛盾。这是一时一地的情况，还是全国通制，不得而知。这里不去深究，我们只要明白刍稿确实是按顷计算、按户征收，国家有统一的数量标准，而具体征收方式和程序则各不相同，农民的实际负担因时因地而异。刍稿如此，谷物的征收自不例外。明乎此，我们对汉代农民破产迅速的原因就可以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汉代田税率确实很低，若按亩产量来计算，农民的田税负担确实很轻，但当田税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时，农民的田税负担就不那么轻松了，有地无地、地多地少都要按顷交税，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这是汉初农民破产迅速的制度因素之一，也是汉文帝以后历代君王都曾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农民破产问题而收效甚微的深层原因所在。对此，过去已有专门论述，汉律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此见，这里只是稍加提示，不予重复。（注：臧知非：《汉代田税征收方式及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现在谈田税实行实物和货币并举制对农民历史命运的影响。征收田税实行实物和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制，对于政府来说简便易行，也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则噩运远大于福音。前已指出，汉代人口的主体是“庶人”，也就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个体农民，他们既无资本也无能力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靠出卖有限的农副产品换取货币，受到商人的中间盘剥。“刍一石当十五钱，稿一石当五钱，刍稿即贵于律，以入刍稿时平贾入钱。”这个规定为增加农民田税负担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当刍稿市场价格低于法定价格时，按法定价格征收，农民实际卖出的刍稿就不止是三石和二石了；当刍稿的市场价高于法定价格时，则按平价――也就是官定的价格折算；这平价是低于市场价的，若按市场价格折算，农民卖出的实物就少一些，负担也就轻一些，而按平价折算，折合的实物就要多得多。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刍稿税的缴纳没有统一固定的时间，官府想什么时候要农民就得什么时候交。律文谓“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也就是说，除了“户出刍一石”于十月收取以外，其余折合货币收取的时间，全由各地官吏说了算。逢秋收刚过，物产丰富之时，物价再低，农民也得出卖农产品，而受谷贱伤农之害；若逢青黄不接，无物可卖，农民只好去借贷交税，则落入高利贷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晁错曾上书文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矣。”（注：《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第1132页。）这五口之家、百亩之地是授田制之下个体小农的一般形态，他们之所以“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就是为了缴纳田税，是田税货币化使他们“半价而卖”“取倍称之息”。以往对晁错这段话的理解多不得要领，甚至认为这五口之家、百亩之地、亩产一石不是汉初小农的真实形态，简单地把农民“卖田宅、鬻子孙”的原因归结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而未见田税制度所起的杠杆作用，现在应该是把握其要义的时候了。 （作者：臧知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右加孚
＠②原字衤右加集
＠③原字竹头下加即
＠④原字嫡去女加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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