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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理论 五
最后是失校与标点错误。
有关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多，不胜枚举，大都是由于整理者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所造成的。笔者翻检《全元文》第九册所收姚燧文章，即发现失校与标点不正确者达上百处之多，以下为这方面的例子。
《紫阳先生文集序》：“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391页）按，杨奂辞职让给犹子杨元桢，与受忽必烈召请入陕西，均是壬子年（1252年）前后之事，时杨奂年六十七岁。到乙卯年（1255年）杨奂去世时，才享年七十岁。[8]故这里的标点应当为“既俾弟之子元桢嗣其职，世祖以王教起为京兆宣抚司参议。年七十，其岁乙卯，卒乾州。”
《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言》：“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549页）按，文中的伊勒琨即也里可温，大食蛮即达失蛮，为元人对当时各宗教派别的专门称呼，前者指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后者指伊斯兰教。在这里，标点者显然把大食蛮当成国家的名字，故而把它与后面的“朝觐贡献”妄加联系。此处正确标点应为“又领诸王副车，僧、道、伊勒琨、大食蛮，朝觐贡献，敷奏宣发号令诸事。”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公蒙古氏，讳博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559页）按，此碑为忙兀氏博罗欢（即文中博罕）所作，博罗欢为元初名臣，《元史》有传。结合本传，我们不难发现，整理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把博罕与辉和尔当作一个人名，由此造成了下面的人名与辈分全错。正确标点应为“公蒙古氏，讳博罕。辉和尔，公之曾孙，嘉木和尔，公之孙，扎鲁和托，公之子。辉和尔与兄威伊特，俱事太祖。”
《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摄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597―598页）按，史秉直（即引文中的尚书）长子史天倪身后留有二子，长子名楫，官真定路总管；次子名权，官江汉大都督。整理者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误把楫当作“摄”，把二人断成一人。正确标点应为“尚书恚，夺其二孙故真定总管楫、江汉大都督权如北京，……”。
《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606页）按，元代的河南行省全称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此处，整理者或许受“等处”二字的迷惑，误把河南、江北当成两个行省。实际上，元代行省的全称大都带有“等处”二字，查《元史・地理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故正确标点应为“元贞二年二月，资善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臣坚贤言：……”
《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贺公神道碑》：“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最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622页）按，碑主贺仁杰共有两位夫人，一为刘氏，一为郑氏。其中刘氏有一男一女，郑氏有一男三女。上述引文共三处有误。首先，沿袭《四部丛刊》本的错误，把贺仁杰次子宰鳌白睢保并望文生义，把“最”与“后”连在一起，造成文意不通。其次，把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误断为河东、山西两处提刑按察司。最后，没有把董守正与杨祺二人断开，误作一人。故正确标点应为“公二男四女。胜，践公平章，……与适上都兵马使瓜尔佳哈布尔者，刘出也。裕后公薨再月而卒，与适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韩世英子庆、今参知政事董士珍子守正、虎贲亲军总管杨祺者，为郑出。”
《百夫长赠中大夫上轻车都尉曹南郡侯坤都岱公神道碑》：“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623页）。吏部在当时（武宗至大三年）属于尚书省，此处正确标点应为“用是，中大夫、尚书吏部侍郎桑乌逊……”。
《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662页）按，此碑乃为冯崧（后改名岵）所作。冯氏为金元世家，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九有《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乃为冯崧的祖父冯壁所作，而《牧庵集》本身亦有许多与冯氏有关的文章，像卷三的《冯氏三世遗文序》与《冯松庵挽诗序》、卷二?的《山南廉访副使冯公神道碑》与《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等。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难排列出冯氏的世系应当为仲尹、子翼、壁、渭、崧。在上述引文中，整理者不顾前后文的不衔接，把冯氏三代的名字改为二代，令人颇为费解。或许“子翼”的“子”字让整理者产生了误解？正确的标点应当是，“中议、中顺、通议为高、曾、祖，讳仲尹、子翼、壁。考中书右部郎中，讳渭，世称冯孝子。”
《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668页）此处很容易让人把意思理解反。按，卫王即金帝卫绍王完颜允济，在蒙古围攻中都期间，金大将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发动政变，将其废杀，改立完颜，是为宣宗。不久，金举朝南迁汴梁。明白了这段历史，就知道此处标点应为“其年卫王弑，宣宗立，南逾河，都大梁。”
《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672页）据文意，此处标点应为“公亦仍便宜都总帅府经历，始去险就夷，还各城居官舍民庐……”。
《真定新军万户张公神道碑》：“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694页）按，整理者在这里把人名同官职、赠官全部搞混，正确标点应为“明年，诏故太傅巴延以左丞相，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并国武宣公阿珠以平章，左丞相阿尔哈雅以右丞，将大军南伐，浮汉而下。”
《少中大夫孙公神道碑》：“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716页）按，僧格（即桑哥）当权期间，元立尚书省，以其为尚书省右丞相，与中书省并立，总领六部。故此处标点应为“明年，以僧格为丞相，为尚书省，中书六曹悉以归之，而钩考尤酷。”
《元故奉训大夫同知威楚开南等路总管席君神道碑碣》：“时云汉守舍吾乡，其于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721页）据文意，应为“时云汉守舍吾乡，其于袭敛之物，相殡之奠，皆不能亲。迨讣之至，始得发丧万里之外，恶逆之罪逃固无所。”同碑：“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722页）据文意，应为“后以升吏怀孟总府，计于朝事，最他路。”
《潞国忠简赵公神道碑铭》：“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730页）。按，中书百官议事为元代施政一种重要形式，碑主赵弼时为大都留守，不得称中书公。此处标点应为“庭臣欲变提刑按察之巡行为肃政廉访分道兼治。诏集二品已上官杂议中书。公曰：……”。同碑：“后置河南以北行省于汴”（741页）。此处失校，河南以北行省应为河南江北行省。
《奉训大夫知龙阳州孝子梁公神道碣》：“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741页）。按，据文意，生圭为人名，官皇府录事。严忠济为严实之子，有名的东平世侯。此处标点应为“金进士楝，生皇府录事生圭。忠济为东平严侯，力能生杀人。”
《南京路医学教授李君墓志铭》，“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770页）此句标点文意不通，应改为“岁壬辰，恒山公武仙闻可将任，置为千夫长，使战淅川。”
《g王府长史李公墓志铭》，“盖g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称晋王，克用裔孙……”。（775――776页）。按，g王为元朝赐予汪古部首领术忽难驸马的封号。汪古部为金元北方部族，自称唐末五代沙陀族首领李克用之后，晋王乃唐朝赐予李克用的封号，故晋王与李克用二者实指一人，不应断开。
《提刑赵公夫人杨君新阡碣》，“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786页）按，文中的托克托，系清朝对蒙古人名脱脱的常见异译用法，这里把托克与托断开，显然错误。正确的标点为“乃以近故太师广平王从祖托克托，与公为断事官，位安抚上。”
以上仅笔者个人因工作需要翻检《全元文》时就所见问题写成，相信《全元文》的整理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本稿行将完成之际，笔者又见到了发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八月）上的周清澍文《元代文献辑佚中的问题－评1－10册》，周先生为蒙元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对《全元文》的整理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好在笔者此文与周先生的批评角度有所不同，自可并行不悖。最后提出一些建议，供《全元文》编纂者参考。首先，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已经完成的稿件，应严格坚持三级审读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严把质量关。其次，在《全元文》出版完后，希望以后能再出一部补遗性质的续集，将漏收的作者篇目尽量补齐。此外，在计算机广泛应用的今天，微机检索正日益普及，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全元文》也应该尽快出版光盘版，这无疑会最有效地使用《全元文》。(作者：刘 晓 )
[1] 《元史》卷一五七《粘合重山传》。
[2] 《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并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八册。
[3] 可参见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忠U公遗书・内编》。
[4] 可参见笔者《粘合重山的先世与别号》，《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5] 邳邦用生平，可参见《金石萃编》卷一五九《京兆府学改建题名碑》等。
[6] 《金文最》标注其年代为明昌六年（1195年），实误。
[7] 前者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后者见《危太仆集》续集卷二《故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耶律公神道碑》。
[8] 《还山遗稿》卷上《考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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